憑欄看劍 2006-10-14

古代 姓名和現在的姓名是有區別的

古代有學問的人往往有以下幾個個人識別符號

姓

名

字

再往後還有 號 甚至有很多號

所以不會出現姓名識別的困難

加之當時有學問的人畢竟是少數 所以 不需要注意到 姓名衝突的問題 所以

漢朝時期基本上都是兩個字的姓名

到了唐宋年間 人口增長 出現了重名的問題 所以出現了號 和雙字名

一、姓

許慎《說文解字》卷二四“女部”：“姓，人所生也，從女、生，生亦聲。”班固《白虎通德論》卷九曰：“姓者，生也，人稟天氣所以生者也。” 《左傳·隱公八年》“天子建德，因生以賜姓”。這都說出了“姓”的本義是“生”。因此人們普遍認為，姓最初是代表有共同血緣、血統、血族關係的種族稱號，簡稱族號。作為族號，它不是個別人或個別家庭的，而是整個氏族部落的稱號。據文獻記載，我們的祖先最初使用姓的目的是為了“別婚姻”，“明世系”、“別種族”。它產生的時間大約在原始社會的氏族公社時期。

姓是怎麼來的？人們推測，姓的由來與祖先的圖騰崇拜有關係。在原始蒙眛時代，各部落、氏族都有各自的圖騰崇拜物，比如說麥穗、熊、蛇等都曾經是我們祖先的圖騰，這種圖騰崇拜物成了本部落的標誌。後來便成了這個部落全體成員的代號，即“姓”。由於古代氏族部落的數量畢竟是有限的、可數的，所以，純正的遠古時代留下來的姓是很少的。

後人據《春秋》整理出來的“古姓”有：媯（今河北涿鹿有媯水）、姒、子、姬、（周王族姓）、風、贏（秦姓）、己、任、吉、芊、曹、祁、妘、姜、董、偃、歸、曼、羋（楚姓）、隗（原北方少數民族姓）、漆（瞞）、允等22個姓。這些姓中近半數帶女字旁。所以，人們推測，姓的產生可能在母系氏族社會。章太炎先生及其他學者又從《說文》、《山海經》、甲骨文、金文等較古的文獻中整理出幾十個古姓（約59個，章太炎得52個，他人又從金文中得嫘等7個），這樣加上原有的也不過80幾個，可以想見，這只是遠古實際存在的姓中的一部分，原有的姓肯定不止這些。其他的已佚。但有一點是可以肯定的，那時候的姓決沒有我們今天講的“姓”多。我們這裡可以羅列幾個從古至今具有代表性的關於姓的數字。

①北宋以後的封建社會，長期作為兒童識字讀物的《百家姓》（北宋錢塘無名氏編），共收入502個姓氏（其中單姓342個，複姓60個。開頭曰：“趙錢孫李，周吳鄭王，馮陳褚衛，蔣沈韓楊……”）②宋代鄭樵《通志·姓氏略》中統計古代姓氏共有1745個。③明代翰林院編修吳沈等人據當時戶部所藏戶籍編成《皇明千家姓》，收姓氏1968個。（開頭曰：“朱奉天運，富有萬方，聖神文武，道合陶唐……”）④清代康熙帝親自審定《御製百家姓》，（開頭曰：“孔師闕黨，孟席齊梁，高山詹仰，鄒魯榮昌，冉季宗正，遊夏文章……”）⑤清人張澍《姓氏尋源》、《姓氏辨誤》中說古姓氏有5129個。⑥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大陸學者閻福卿等曾編輯出版過《中國姓氏彙編》共收姓氏5730個。其中單姓3470個，雙字姓2085個，三字姓163個，四字五字姓12個。臺灣省也出版過《中華姓符》共收姓氏6363個，但裡面有異體字重複收入的情況。⑦據中國語言文字改革工作委員會漢字處1984年的抽樣調查及有關專家的估計，直到今天還在使用的姓氏在3000個以上。（氣象出版社2001年1月出版王大良編《當代百家姓》據1982年全國人口普查資料認為：目前，我國常用的姓約400個，按當時人口數算，前100個姓是：李王張劉陳楊趙黃周吳，徐孫胡朱高林何郭馬羅，梁宋鄭謝韓唐馮於董蕭，程曹袁鄧許傅沈曾彭呂，蘇盧蔣蔡賈丁魏薛葉閻，餘潘杜戴夏鍾汪田任姜，範方石姚譚廖周熊金陸，郝孔白崔康王丘秦江史，顧侯郎孟龍萬段雷錢湯，尹黎易常武喬賀賴龔文。這100姓佔全國總人口的87%以上。其中李王張劉陳5姓就有3億多人口。李8700萬、王8000萬、張800萬、劉6000萬、陳5000萬。全國各城市的大姓情況也不一樣，如上海前10名的姓是：張王陳李徐朱周吳劉沈。）這個數字跟我們前面說的所謂遠古即有的純正的“姓”相去太遠了。那麼另外那些也被稱作姓的字又是怎麼回事呢？那些字就是現代姓的主要組成部分 “氏”，下面就來介紹 “氏”。

二、“氏”

由於人口的繁衍，原來的部落又分出若干新的部落，這些部落為了互相區別以表示自己的特異性，就為自己的子部落單獨起一個本部落共用的代號，這便是“氏”，當然也有的小部落沒這樣做，而仍然沿用老部落的姓的。有的部落一邊沿用舊姓，一邊有自己的“氏”。這些小部落後來又分出更多的小部落，它們又為自己確定氏，這樣氏便越來越多，甚至於遠遠超過原來姓的規模。

從時間上來講，這已是父系氏族社會的事情了，氏帶上了這個時代的烙印。所以“氏”可以說是姓的分支。《通籤·外紀》說：“姓者統其祖考之所自出，氏者別其子孫之所自分。”就很能說明二者的關係。“姓”是不變的，“氏“是可變的。顧炎武也說“氏一傳而可變，姓千萬年而不變。”秦漢之前，姓和氏在不同場合使用，哪些人有姓，哪些人用氏有嚴格規定，漢代以後，姓氏不加區分，姓氏合一，統稱為姓。最明顯的標誌是《史記》，根據現有姓氏、推究它們的來源或者說最初確定它為姓氏的緣由，大致有以下幾個方面：

（1）前面提到過，帶女字旁的姓氏如：娰、姬、姜、媯、贏等，這是母系氏族社會女性崇拜的反映。有些直接就是女族長的名姓稱號。

（2）以動植物或其他自然物為姓氏。如馬、牛、羊、豬、蛇、龍、柳、梅、李、桃、花、葉、谷、麥、桑、麻、粟、山、水、林、木、風、雲、河、江、金、石、鋼、鐵、玉等，這其中很大一部分是部落的圖騰。

（3）以封國、采邑或職官、爵位為姓。如齊、楚、燕、韓、趙、魏、秦、魯、蔡、鄭、陳、宋、阮；司徒、司馬、司空、樂正、宰、上官、太史、少正、王、侯、公孫、伯子等，由於古代封爵職官名目繁多，故此類姓很多。

（4）以出生地、居住地或職業為姓，如姚（虞舜生姚墟）、東方（伏羲住處）、西門、東門（魯莊公子遂後代封住地）、東郭、南、百里、歐陽（越王勾踐，被封在烏程歐陽亭）、陶、巫、卜、醫等。

（5）以祖先族號、諡號為姓。如唐、虞、夏、商、周、殷，文、武、昭、穆、康、莊、宣、平、成等。

（6）其他（在姓中還有幾種變種，突變情況）：

A、皇帝賜姓。如劉邦賜項伯姓劉。李煜賜奚廷圭（墨務官）姓李。

B、為避災難而改姓。如伍子胥在吳被殺後，子孫逃到齊國，改姓王孫；陳厲公子陳完，在陳內亂後逃到齊國做了大夫，改姓田。

C、為避皇帝或聖人諱而改姓。如荀改孫，莊改嚴，丘改邱等。

D、嫌原姓複雜、字多而改姓。如司馬簡姓司或馬或馮，歐陽簡姓歐。

E、少數民族主動從漢姓。如北魏孝文帝規定鮮卑族人改用漢姓如陸、穆、賀、於等，皇族帶頭，由原來的姓拓跋改為姓元。

F、另外，拓跋、單于、宇文、長孫、呼延、尉遲、耶律、完顏，愛新覺羅等都是少數民族姓的漢語譯音。有些少數民族姓在譯成漢語後，嫌字太長就簡化，如愛新覺羅，改姓羅，金。從以上可看出，同姓不一定一家。

今天在公共社交場合的“貴姓”、“尊姓”、“按姓氏筆畫為序”中的姓，實際上包括了古姓、氏這兩方面的內容。

另外，古代姓氏還有幾點值得注意：

①戰國前，貴族才有姓氏，貴族男子稱氏，女子稱姓。因為“姓所以別婚姻”，“氏所以別貴賤”，“貴者有氏，賤者有名無氏”（《通志·氏族略序》）顧炎武在《日知錄》中說：“考之於《傳》，二百五十五年之間，有男子而稱姓者乎？無有也。”

那麼男子稱什麼呢？1、貴者稱氏；2、賤者則以職業概括之。如奕秋、庖丁、匠石、醫和、優孟，這些職業名後來才成了姓。當時是通稱。

②氏同姓不同者，婚姻可通；姓同氏不同者，婚姻不可通。“禮不娶同姓”，“父母同姓，其出不蕃”（《左傳》），“同姓不婚，惡不殖也”。（《國語》）有人認為裡面隱含了樸素的優生學。

春秋時，魯昭公娶吳女為夫人，兩人都姓姬，乃改夫人姓孟，稱吳孟子。

③因為“姓”起著“別婚姻”的作用，貴族男子又不稱姓，故女子稱姓特別重要，為了給待嫁或已嫁的同姓女子加以區別，就形成了對女子的特殊稱呼，在姓的前後加字首、字尾。

A、字首用排行：孟、伯、仲、叔、季。如孟姜、伯姬、叔隗，

B、以夫家的采邑、諡號為字首：如晉姬、武姜、文贏。

C、加氏、女、母、姬、媼、嫗等字尾，如張氏、商女、孟母、吳姬、趙媼等。

三、名 名是每個人的代號。姓氏是公共的，

名是個人的。歷朝歷代的命名習慣，反映了一定時期內的社會意識形態。由於人們所屬的民族、社會、歷史、宗教信仰、道德傳統及文化修養的不同，其命名習慣也很不相同。

“名”的產生也是在氏族社會時期，同時也是人的個體意識逐漸覺醒的必然結果。《說文》對名這樣解釋：“名，自命也。從口夕，夕者，冥也，冥不相見，故以口自名”。意為，黃昏後，天暗黑不能相認識，各以代號稱。這便是名的由來。這多少有些傳說意味。人們發現使用“名”的便利性，便逐漸通行起來，使得人皆有名，並對命“名”講究起來。實際上，名的出現是私有制經濟出現後的必然產物。古時天下為公，一個部落一個名號，黃帝、炎帝、共工、蚩尤都是部落名。

據《周禮》“婚生三月而加名”，嬰兒出生三個月後由父親取名，我們現在所看見最早的名是商代人的名。當時的習慣，崇尚以天干為名。也往往以其生日干支來命名，主要以天干命名，甲乙丙丁戊己庚辛壬癸（十個天干）。如太乙，成湯（天乙），太丁，盤庚，帝辛（紂）外丙、仲壬、太甲……武丁（盤庚曾孫）。陳夢家《殷商卜辭綜述》認為：太康（即大庚），仲康（中庚），少康（少庚）等。周代以後對命名有所講究。春秋魯桓公六年（705）魯桓公問命名應遵守的禮節時，大夫申 提出“信”“義”“象”“假”“類”五條（“五則”）。到戰國時，很多貴族透過占卜來給自己的兒子命名，如屈原（皇攬揆餘初度兮，肇錫餘以嘉名）。隨著儒學的興起，對起名的講究越來越複雜，成書於戰國年間的《周禮》中對命名除了前面提的主要注意的五條之外，還規定了“六不”。即（1）不以國（2）不以官（3）不以山川（4）不以隱疾（5）不以畜牲（6）不以器幣。

秦漢以後，隨著封建專制的加強，在命名方面除了對“五類”、“六不”同樣講究外，還對一些寓含王霸意義的字眼如龍、天、君、王、帝、上、聖、皇等字禁止使用。有些朝代不禁。

魏晉以後，一代代的學風、思潮、單從命名方面即能看出一些。

如魏晉南北朝人自命清高，玄學盛行，起名講究高雅。如盛行以“之”命名，如王羲之子獻之，孫靜之、楨之。畫家顧愷之，將軍劉牢之，科學家祖沖之，史學家裴松之，文學家顏延之，楊銜之等。

南北朝佛教盛行，取佛僧名成了時髦。一時間，僧佑、僧護、僧智、梵童、摩訶之名比比皆是。據正史載，南北朝帶僧字的名有122人，曇者39人，佛者24人。

唐宋時，道熾一時，僧也極紅。以金、木、水、火、土五行命名成了時尚。如朱熹（火），父名松（木），兒名 （土），孫名鉅、鉤、鑑、鐸（金），曾孫名淵、泠、潛、濟、浚、澄（水），剛好是五行一個迴圈。

周秦兩漢單名多於雙名。

有些雙名也是單名，如晉介之推，虞宮之奇，鄭燭之武，佚之狐，之為虛字，不算。還有一個“不”字，韓申不害，楚蕭不疑，趙國趙不倦，漢代程不識，不危、不惑等皆如此。

另外，漢人取名：（1）尚英武，雄渾勁健。像勝、武、勇、超、猛、固、彪、舉等這很常用。

（2）見賢思齊、追慕聖人。如張禹，趙禹、鄧禹、陶湯、張湯、趙湯、周昌、王昌、張堯、黃舜等就體現這一特色。

（3）求長生長壽。如萬年、延壽、壽王、千秋、去病、去疾、彭祖、彭生等名常見。

王莽時，“令中國不得有二名”，《春秋》“譏二名”，《公羊傳》：“二名非禮也”，可能單名多於雙名的原因。西漢15帝，二人複名；東漢13帝全單名。

西漢至東晉，54帝，4個複名，單名94%，東漢以後，尤其兩晉南北朝，佛道盛行，一時間佛名盛行：金剛、力士、文殊、目連、藥王、般若、三寶隨處可見，以帶佛氣。僧、佛、摩、梵、曇，直取佛名也很多。

唐宋後，取複名多起來，皇帝除外，因單名易於避諱。

另外，唐人追求雅，以文、德、儒、元、雅、士等字命名很流行。

五代時，因《尚書·太甲上》有“旁求俊彥”《偽孔傳》有“美士曰彥”。故而，據正史載，五代共有87人以“彥”字命名。元代人以取蒙文名為時尚。

元末，張士誠原名九四，“士誠”之名乃一文人所取，是在取笑他，他還不知，典出《孟子》：“士，誠小人也”之句。

宋以後，尤其明清，字輩譜命名法最盛行。至今，從農村族譜中可看出這一現象。其字當然是些寓意吉利的字，如文武，富貴、昭慶、德祥、龍鳳、昌盛等。 明清以族譜命名為特徵，影響很大。

1744，乾隆為孔子後裔定了三十個字為：

希言公彥承 宏聞貞尚衍

興毓傳繼廣 昭憲慶繁祥

令德垂維佑 欽紹念顯揚

1920年，孔令貼又在這30個字後續了二十個字：建道敦安定，懋修肇益常。裕文煥景瑞，永錫世緒昌。

清滿貴族則喜歡用安、福、永、泰、保全、常榮、桂祥等吉利字命名。

而民間命名習慣約有以下數種：

①節令法：以生時節令，花卉為名，春花、梅、桃、李，夏雨、秋實、秋雨、秋豔、冬曉、冬梅、臘梅等。

②地名法：紀念孩子的出生地，如杭生、浙生、滬生、渝生、杭寧。

③盼子盼財法：如來娣、根娣、玲娣、招娣、延娣、來寶、來發。

④動物法：阿牛、阿鼠、小魚、小狗、小龍、阿龍、小駿（馬）、小鳳、鳳兒。

⑤體重法：九斤老太、九斤姑娘（加護身符的重量）。

⑥性變法：女當男養，亞男、冠男、家駿、家雄；男當女養，新妹、寶姬、秋月等。

⑦排行法：大牛、二牛、三小、小牛，大囡、二囡、三囡；根大、根亮（兩）、根山（三）；張益（一）張耳（二）張山散（三）等。

⑧五行法：如前述朱熹一家祖孫五代。

⑨綜合的，如潤土（節令加五行）。

民國年間尚洋名：瑪麗、海倫、彼德、約翰、湯姆很多。

文革間尚紅、建、衛、忠、青等字。

現在的趨向：朦朧、洋名、多字名。

古代的女子有姓無名，在家只有小名、乳名，對外則稱某某氏。

四、字

“字”只是限於古代有身份的人。

《禮記·曲禮》上說：“男子二十冠而字”，“女子十五笄而字”，就是說不管男女，只有到了成年才取字，取字的目的是為了讓人尊重他，供他人稱呼。一般人尤其是同輩和屬下只許稱尊長的字而不能直呼其名。

古人命字方法的主要依據有以下幾種：

①同義反復。如屈原名平，字原，廣平為原。孔子學生宰予，字子我，季路字子由，顏回字子淵，諸葛亮字孔明，陶淵明字元亮、周瑜字公瑾，諸葛瑾字子瑜，文天祥字景瑞，都屬此類。

②反義相對。晉大夫趙衰（減少意）字子餘（增多）。曾點（小黑也）字子晳，色白也。唐王績字無功，朱熹（火亮）字元晦，元趙孟\（俯）字子昂，晏殊字同叔。

③連義推想。趙雲字子龍（雲從龍）；晁補之，字無咎；蘇軾，字子瞻（《左傳僖28年》：“君馮軾而觀之”）；岳飛字鵬舉。

從以上三類可以看出，字與名有密切關係，字往往是名的補充或解釋，這叫“名字相應”，互為表裡，故字又稱作“表字”。這三種是主要的，另外還有以干支五行命字，以排行命字，或者字行加排行，字後加父（甫）的情況一般也歸入字的範圍。

命字方面與命名同樣，有著時代氣息，一個總的趨向是美詞化和尊老化，在尊老化方面更加顯。

唐宋以後，由於理學加強，一些繁文褥節越來越多，讀書人之間在稱呼上也大做文章，稱字，是為了表尊敬，但時間長了之後，漸感稱字還不夠恭敬，於是又有了比字更表恭敬的號。

五、號

號也叫別稱、別字、別號。《周禮·春官·大祝》：“號為尊其名更美稱焉”。名、字是由尊長代取，而號則不同，號初為自取，稱自號；後來，才有別人送上的稱號，稱尊號、雅號等。

號起源很早，但直至六朝時期還不流行，葛洪、陶潛有號，當時多數人沒有。到唐宋間才特別盛行起來，原因有二：1、倫理道德加強，2、文學發達，文人講究文雅。至明清，由於文人範圍擴大，加上帝王提倡，更加盛行起來。縱觀古人命號特點，我們也可以概括為幾條。

自號一般都有寓意在內。

1、或以居住地環境自號：如陶潛，自號五柳先生。李白自幼生活在四川青蓮鄉，故自號青蓮居士。蘇軾，自號東坡居士。陸游，號龜堂。辛棄疾號稱稼軒居士。明武宗朱厚照自號錦堂老人，明世宗朱厚璁自號天池釣叟，明神宗朱翊自號禹齋。乾隆晚年自號十全老人、古稀天子。咸豐（奕 ）自號且樂道人。

2、或以旨趣抱負自號：杜甫，自號少陵野老，“一萬卷書，一千卷古金石文，一張琴，一局棋，一壺酒，一老翁”——“六一居士”是歐陽修晚年的自號。賀知章，自號四明狂客；金心農自號出家庵粥飯僧，都體現了個人的旨趣。

3、有些人還以生辰年齡、文學意境、形貌特徵，甚至驚人之語自號。

辛棄疾自號六十一上人，趙孟\甲寅年生，自號甲寅人；元鄭元右，自號尚左生，明代祝允明自號祝枝指生，後在民間演變成祝支山。朱 尊，自號夕陽芳草村落，唐寅自號江南第一風流才子，普救寺婚姻案主者。徐樹丕，自號活埋庵道人。

別人贈號主要有三種情況：

1、以其軼事特徵為號。如李白，人稱謫仙人。宋代賀鑄因寫了“一川煙柳、梅子黃時雨”的好詞句，人稱賀梅子。張先因寫了“雲破月來花弄影”，“浮萍斷處見山影”，“隔牆送過鞦韆影”三句帶“影”字的好詩，人稱“張三影”。類似例子再如：

山抹微雲秦學士——秦觀“滿庭芳”詞“山抹微雲，天連衰草”

露花倒影柳屯田——柳永，《破陣子》詞中有“露花倒影”句。

張孤雁——張炎《解連環·孤雁》

紅杏尚書——宋祁（工部尚書）《木蘭花》“綠楊煙外曉春寒，紅杏枝頭春意鬧”。

現當代作家的筆名、藝名也可算入號的範疇，有的是自號，有的是贈號。

郭沫若（筆名）原名開貞，巴金、夏衍、冰心全是筆名（自號），而非原名。

藝號（贈號）：

張英傑——蓋叫天，牛俊國——牛得草，荀慧生——白牡丹，李慧敏——白玉霜，毛稚黃——毛三瘦。

2、以官職、任所或出生地為號。王安石稱王臨川；杜工部（杜甫），賈長沙（賈誼）；王右軍（王羲之）；湯顯祖稱湯臨川；康有為，廣東南海人，稱康南海；孔融，曾任北海太守，人稱孔北海；顧炎武，江蘇崑山亭林鎮人，人稱顧亭林。清代民謠“宰相合肥天下瘦”說的是李鴻章（合肥人），“司農常熟世間蕪”說的是翁同和為常熟人，時任戶部尚書。

3、以封爵、諡號為號

諸葛亮封武鄉侯，人稱武侯；司馬光，封溫國公，岳飛，諡號武穆。

宋以後，文人之間大多以號相稱，以至造成眾號行世，他們的字名反被冷疏的情況。蘇軾一生有14類38個名號，魯迅先生一生（1881—1936）57歲，共用過140多個名號（主要是筆名）。

魯迅原名周樟樹，字豫才，改名樹人。1898年，第一次用筆名，戛劍生、樹人。1818年，《狂人日記》發表時，始用魯迅筆名。三十年代後更多，最多的為1933年26個和1934年41個。這兩年也是他的創作高峰，作品最多的時期。

由於號可自取和贈送，因此具有自由性和可變性。以至許多文人，有很多別號，多的可達幾十個，上百個，“別號太多，反成攪亂”（鄭板橋集題畫。靳秋四索畫），所以近代以後，尤其建國以來，文人用號之風大減，不少人發表作品不用筆名，就用真名。少數文人存有別號，多為20世紀三、四十年代前就出名的文人。如魯迅曾自號書齋，綠林書室，且介亭；王力自號龍蟲並雕齋；姚雪垠，無止境齋；葉聖陶未厭居，俞平柏古槐書屋，此可謂遺風。

chaptaks 推薦於2017-11-23

大凡讀過《後漢書》與《三國志》的人都知道東漢、三國時期的人物絕大多數都是單名，此之前朝（周秦、西漢），單名使用的頻率更高。東漢從光武帝劉秀到漢獻帝劉協13帝全系單名，他們是劉秀、劉莊、劉怛、劉肇、劉隆、劉祜、劉保、劉炳、劉纘、劉志、劉宏、劉辯、劉協。西漢皇帝中至少還有劉弗陵、劉箕子（劉銜）二人是複名，東漢皇帝居然一個也沒有。

三國時的曹魏政權，曹操、曹丕、曹睿、曹芳、曹髦、曹奐都是單名；蜀漢政權，劉備、劉禪也是單名；東吳政權孫權、孫亮、孫休、孫和、孫皓也全是單名。至於大家熟知的三國人物如諸葛亮、關羽、張飛、趙雲、孫堅、孫策、周瑜、魯肅、黃忠、馬超、袁紹、袁術、呂布、王佐、蔣幹、夏侯淳、黃蓋、陸遜、許褚、張遼、孟獲、馬稷、姜維、司馬懿、司馬昭、鄧艾、華陀等，無一不是單名。 “建安七子”孔融、陳琳、王粲、徐幹、阮禹、應瑒、劉楨與“竹林七賢”嵇康、阮籍、山濤、向秀、阮咸、王戎、劉伶，亦全系單名。間或也有采用二字名的，但甚罕見。或為隱逸，如龐德公、鄧盧敘等；或為藝人，如東方安世等；或為乳名不改，如劉盆子、鄭小同等；或單稱其字，如黃承彥、苟巨伯之屬。 東漢（25－220年）、三國（220－265年）時期約有240年左右，如果再加上三國歸於統一的西晉（265－316年），這一階段約佔300年。從中國姓名史考察，這300年是中國人盛行單名的第一個高峰時期。

為什麼這一時期單名特別多呢？對此現象，古今論者意見不一。

以前一般解釋為西漢末年王莽建立新朝後復古改制，“令中國不得有二名”所致。今人馬來西亞學者蕭遙天也採此說，蕭氏在其（中國人名的研究）中說：“近讀《漢書？王莽傳》，始知單名之俗，出於王莽的倡導。原來莽輔政，便實施二名之禁，莽傳有‘匈奴單于，順製作，去二名’語，則二名之禁已見於詔令。莽又謂他的長孫王宗，因自畫容貌被服天子衣冠，刻銅印三顆，與其舅合謀，有承繼祖父大統的企圖，事發，宗自殺，仍遭罪遣。有‘宗本名會宗，以製作去二名，今複名會宗。’並貶官爵，改封號。這又表示去二名，是示朝廷的寵遇，恢復二名，則以示貶辱。這麼地一抑一揚，一褒一貶，對社會的影響便大了，至少造成人們對二名存在著低賤的觀念。故王莽的政權十幾年便下臺，而去二名的習慣一直維持了三百年，便是魏晉以後，單名仍較二名為多呢。”王莽的“二名之禁”造成東漢、三國乃至西晉三百餘年的單名大倡，這一觀點或可自圓其說，故錄以備存。

但是，王莽政權介乎兩漢之間，僅僅只有短短的15年（9—23年）時間。儘管王莽打著“奉天命”的旗號，雷厲風行地復古改制，認為“秦以前複名蓋寡，遂禁複名”，並直接下詔對單名、複名進行褒貶。然而王莽掌權的時間畢竟短暫，不可能將他的號令統一實施於全國各地；即使上上下下都在不折不扣地貫徹執行“二名之禁”，在這15年中，至多也只有一代人實行，15年之後，王莽的新朝即已崩潰，其禁令不可能會對以後三百年的歷史再發生影響。故，王莽“二名之禁”並非是促使東漢、三國盛行單名的根本原因，而只能是其中的一個因素而已。

對此，清人凌揚藻在《蠡勺編》卷二十七中曾提出過質疑： “王氏懋《野客叢書》曰：‘後漢人名，無兩字者，或謂以王莽所禁故爾。’僕觀《匈奴傳》，莽奏，令中國不得有二名，因使者以風單于，宜上書慕化，為一字名。或者之說，不為無據。僕謂莽竊取國柄，未幾，大正天誅，漢家恢復大業，凡蠡偽之政，一切掃除，不應獨於人名尚仍莽舊。“然後漢率多單名者，殆承襲而然，非為莽也。”

《蠡勺編》的這一觀點是有見地的。正如任何文化都具有傳承性一樣，作為中華民族重要文化現象之一的姓名文化，同樣具有傳承性的特點。文化不是靜態的，而是一個活的流體，是溝通人與人、上代與下代、群體與群體、社群與社群等共存關係的一種社會活動過程。每一代人都需要從上一代人那裡承接社會文化的遺產，並把它們傳繼給下一代人，使文化成為一個不間斷的連續存在，每一個社會、民族或群體都透過不斷繼承形成文化傳統，並在傳統文化的基礎上發展和創造出新文化。

東漢、三國、西晉三百餘年間之所以盛行單名，究其根源，乃是一種文化傳承現象。

中國人的姓名符號形式，從周、秦以來，一直是以單名為主，崇尚單名已成一種社會潛意識。周秦時代雖崇尚單名，但並不禁止二名，更無譏諷二名的道理。對此，我們已在上文所述堯、舜、禹及夏、商、周帝王中多有二名，即已可證。由於數千年的習俗使然，取單名之俗自然會代代傳承下來，而不可能會在某一天早晨突然發生改變。 所以，拙見以為西漢以降的三百餘年間盛行單名，只不過是繼承前朝取名傳統而已，並非如蕭遙天氏所謂“單名之俗，出於王莽的倡導”。當然我們這樣說，也不是全盤否定王莽 “禁二名”的作用。王莽頒佈的“令中國不得有二名”，對於長期實行單名習俗的中國姓名制度來說，乃是起了一種“雪上加霜”、“火上澆油”的作用，使其原先崇尚單名的社會潛意識，又得到了進一步的強化。 同樣，《公羊傳》所謂“二名非禮也”、“《春秋》譏二名”的說法，儘管證據不足，但由於該書在漢代“罷黜百家、獨尊儒術”的文化環境裡，影響較廣（董仲舒就是治公羊學的），所以也會對崇尚單名的社會潛意識產生影響。

綜上所述，由於周秦西漢幾千年間，崇尚單名的取名習俗，在東漢以後仍被承襲繼續了下來，並進一步得到了發展，再加上王莽“二名之禁”與《公羊傳》“二名非禮”對社會潛意識的影響作用，這才造成了東漢以後三百餘年間盛行單名的社會風氣。當然這一見解，是否合乎歷史本相，見仁見智，尚冀大雅君子有以教之。

那麼，為什麼漢晉之間的單名會特別多呢？產生這一現象的主要原因乃是為了便於避諱。避諱起於西周時期，凡君主與尊長的名字不得直書或直說，必須用其他方法迴避之。周代起初只避死人之名，《左傳？桓公六年》雲：“周人以諱事神，名，終將諱之。”周代用避諱事奉神靈，人死之後，他的名字就必須避諱。因只避死人之名，不避活人之名，需要避諱的文字並不多，尚未因避諱而造成人名、物名的混亂，所以複名在兩週時期大有人在。如周孝王名闢方，周平王名宜臼，周哀王名去疾，鄭莊公名寤生，晉文公名重耳，齊桓公名小白。 進入秦漢特別是漢代就大不同了，為了鞏固、強化封建專制統治和皇權，維護帝王唯我獨尊的神聖地位，帝王一即位，。就必須避諱，不但死名要避，活名也要避。如秦始皇名政，便改“正月”為“端月”，或讀作“徵月”。漢高祖名邦，改“邦”為 “國”。東漢光武帝名秀，以“茂”代“秀”，改“秀才”為“茂才”。漢安帝之父名慶，改“慶”為“賀”，於是姓慶的都改成為姓賀。

避諱之制在漢晉時代越來越密，漢律已有觸諱犯法的規定，漢宣帝元康二年（前64年）曾詔日：“今百姓多上書觸諱以犯罪者，朕甚憐之。其更諱詢，諸觸諱在令前者，赦之。”（《漢書？宣帝紀》）兩晉朝廷曾多次討論避諱，使諱制更趨複雜。東晉避后妃諱特多，並列入諱榜，令天下同諱，是一朝同制。

由於秦漢以來諱制越來越密，這就勢必產生一個廣泛的社會問題。上上下下需要回避更改的文字也必然越來越多，由此造成了人名、地名、官名、書名、年號等的種種混亂；甚至追改古書，如將《春秋》改為《陽秋》，《莊子》改為《嚴子》。

為了儘量克服避諱帶來的弊端，減少諱字，漢晉時代的帝王採取了兩種約定俗成的取名方法：

一：是大量採用單名（單名所諱之字比之複名要少一半）。從帝王世系中可知，西漢15帝，僅有2個複名；東漢13帝全系單名；三國曹魏5帝、蜀漢2帝、東吳4帝也全系單名；兩晉從晉武帝司馬炎到晉恭帝司馬德文，15帝中僅有2個複名。統計從西漢至東晉（前206－420年）626年之間，54個帝王之中，僅有4人是複名，單名約佔94％。由此可見當時的單名之盛。帝王採用單名，這就大大減少了諱字。東漢何休在《春秋公羊解沽》中指出：帝王採用單名是為了便於避諱，“其為難諱也，一字為名，今難言而易諱。”

二：是採用冷僻字取名。東吳景帝孫休為四子取名、字，太子名震（音灣）字商（音迄），次子名奧（音觥）字粟（音礥），三子名壾（音莽）字顯（音舉），四子名寇（音褒）字獎（音擁）（《三國志？吳書？孫休傳》注引《吳錄》孫休詔）。此八字世人少用，以使人難犯易避也。西漢至東晉54帝中，採用冷僻字或不太常用的字取名者大有人在，如：西漢有漢元帝劉奭（音式），漢成帝劉驁（音傲），漢平帝劉衎（音看，又名劉箕子）；東漢有漢章帝劉坦，漢和帝劉肇，漢質帝劉纘，漢少帝劉辯；三國有魏明帝曹睿（音銳），高貴鄉公曹髦（音毛）；西晉有晉懷帝司馬熾，晉愍帝司馬鄴；東晉有晉元帝司馬睿，晉穆帝司馬聃（音丹），晉廢帝司馬奕，晉簡文帝司馬昱（音玉）。由於臣民對帝王的稱呼另有一套專門用語，如天子、皇帝、皇上、上、今上、皇、帝、陛下、聖人、聖上、明主等，帝王的名字不像凡人那樣常用，所以採用冷僻字取名不會發生人名稱謂困難的問題。 漢晉時代的帝王既採用單名，又採用冷僻字與不太常用的字取名，使其名避免了“難言而易諱”，既減少了諱字，又便利於避諱，可謂“魚與熊掌兼得”。“上有好者，下必有甚焉者矣。”（孟子語）這一來，其他高官貴爵乃至士農工商，為了維護自己在一家之中的尊嚴又便於避諱（避家諱），也紛紛採用單名。於是，神州大地單名大倡，《後漢書》、《三國志》所見之人名，幾乎全是單名。直到西晉“八王之亂”後，中國進入大分裂、大動盪的時期，出現五胡亂華十九國，少數民族紛入中原，避諱制度遭受嚴重衝擊。避諱既無定製，寬嚴隨意而異，這一來，取名字也就不必再顧慮便不便於避諱。於是，神州大地複名又逐漸多了起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