易書科技 2019-02-01

《變形記》是奧地利著名作家弗朗茨·卡夫卡於1912年創作的，它給讀者的第一個突出印象，就是荒誕不經。

小說主人公格里高爾·薩姆沙，是個旅行推銷員。一天早晨，他從噩夢中醒來，發現自己突然變成了一隻巨大的甲蟲。公司秘書主任為他沒上班找上門來，父母和妹妹也急來詢問情由，都見狀大吃一驚。從此，他成了家庭的一個沉重包袱，甚至被認為是一家人“一切不幸的根源”，終於受盡親人的冷遇和折磨而死。

作者用精細的寫實手法，逼真地描繪了格里高爾變形後，在言行習慣、飲食起居和生理器官等各方面發生的具體變化，活畫出一隻巨大的甲蟲——“老屎蜣螂”的醜惡形象。

人，突然變成了甲蟲，這夠荒唐的了，更荒唐的是，他還保留著人的一切思想感情。這是一隻地道的甲蟲，卻具有美好的人性。外形醜惡，內心善良，如同《巴黎聖母院》中的怪人加西莫多。蟲形而人心，這是比加西莫多還要奇特的一個藝術形象，小說就是以格里高爾這樣一個“怪物”為中心人物，寫他變形後的不幸境遇和悲慘結局，基本情節神秘而離奇。

但是，作者並不是為荒誕而荒誕，其中存有深意。這就是深刻地表現了資本主義社會里“人的異化”。所謂“異化”，原是德國古典哲學的術語，其意指主體在一定的發展階段，分裂出其對立面，變成外在的異己的力量。在《變形記》裡所表現的“人的異化”，可從兩方面來看：一是從人本身來看，“人”變成了“物”，掌握不了自己的命運。在資本主義社會中，由於私有制和現代化的大生產，“物”，也就是財富、機器、生產方式，在生產者眼中具有它自身的、不可理解的、神秘的內容，異化為統治人的、與之敵對的異己力量，把“人”變成“物”的奴隸，最終使人也變成了“物”，或者說“非人”。這是資本主義社會通常可見的現象。卓別林的《摩登時代》就生動地表現了這一點。這也是卡夫卡在《變形記》中所要表現的。小說主人公格里高爾，在生活的重擔與職業的習慣勢力的壓迫下，從“人”變成了一隻甲蟲。這似乎是荒謬絕倫，不可思議。但是，如果他不是變成一隻甲蟲，而是患了重病，如精神分裂症，癱瘓，或出了事故，成了殘廢，或染上不良嗜好，不可救藥，或有了什麼過失，出了問題，等等，那我們就一點不感到奇怪了，作品的主旨也就一清二楚了。因為在那樣的社會條件下，一個人要負擔一家四口的生活，還要給父親還債，設法送妹妹上學，不得不“挑上這麼一個累人的差使”，“長年累月到處奔波”，什麼樣的事情不會發生呢？在小說中，人變成了一隻甲蟲，不過是一種象徵手法。既然人可以變成一隻甲蟲，當然也可以變為別的什麼。這如同一種代數公式，可以代入不同的數字。甲蟲式的人，可以說是人的“異化”或“物化”的一種象形符號，是對這種現象的一種獨特的典型概括，也是一切倒黴人孤獨和悲哀的象徵。這樣看，才更能見出其深刻的普遍意義。人物變形，這在文藝作品中並不罕見。奧維德的《變形記》，其中一些人物最後不是變成獸類，便是變成鳥形，或者花、草、木、石。卡夫卡的《變形記》不能說沒從此得到啟示。但奧維德的《變形記》的變幻，純出於偶然，缺乏社會的必然性內容；而卡夫卡《變形記》的人物變形，則有其特定的憂憤深廣的社會底蘊。

我國的《西遊記》極寫孫悟空等神怪之多變，他們可以自由地變來變去；而卡夫卡筆下的格里高爾則不然，他之變形乃身不由己，突兀莫名。它反映了資本主義社會中人的“異化”的圖景。這是其獨特處，也是其深刻處。在資本主義社會里，一般人掌握不了自己的命運。誰也料不到有什麼無妄之災哪天落到自己頭上。這種災禍之來如同一場噩夢，等你清醒過來，人事已非，身同隔世。格里高爾之變形就是如此。這變化唯其如此突然，如此不可索解，如此無法改變，從而更加表明這種災難之深重，和難以抗拒。正如卡夫卡自己所說：“不斷運動的生活紐帶把我們拖向某個地方，至於拖向哪裡，我們自己是不得而知的。我們就象物品、物件而不像活人。”作者只變格里高爾之形，而不改其受壓抑的小職員的身份與性格，正是為了強調在資本主義社會里普通人掌握不了自己命運的悲慘。

再從與人的社會關係來看，人成了陌生人，和一個敵視他的陌生世界處於對立地位。在資本主義社會里，人與人之間是赤裸裸的利害關係，冷酷無情的金錢關係，連家庭成員之間也是如此。小說借主人公格里高爾的境遇深刻地揭示了這一點。格里高爾變形前，維持著一家寧靜溫飽的小康生活，家庭同他的關係挺熱火的；一旦變形，這種熱度就急劇下降，以至冰結。格里高爾還是那個格里高爾，心還是那顆心，只是因為一具甲蟲的軀殼，就被一家人視作異類。昨天他們還是那樣相知的親人，今天已是另一番眼光和麵孔，彼此之間如此隔膜，言語不通，思想不通，感情不通，中間隔著一道無法打通的玻璃牆。生活在親人之中卻舉目無親，孤苦無合，這該是一種多可怕的孤寂！小說從格里高爾的角度展開故事的敘述，一切從他的眼中見出，透過他的心理活動的折光來反映周圍環境的變化，寫出了資本主義社會里人的孤獨感。誠然格里高爾的親人也曾為他著急，希望他能夠好轉，但這主要還是怕他丟了差使，影響一家人的生活；也怕他成了“家醜”，有損他們的名聲地位。及至好轉無望，則視為禍祟，唯恐其不死。

由此可見資本主義社會的人情冷暖、世態炎涼。格里高爾之所以被從家庭關係中孤立出來，備受冷淡、折磨以至摧殘而死，與其說是因為他成了一隻甲蟲，倒不如說是因為他已失去了使用價值，損害了一家的私利。格里高爾不死於車禍，不死於疾病，不死於戰爭，亦非死於他人的迫害打擊，而竟死於自己親人之手，死於他所全心愛著的人們之手，這難道不是慘絕人寰的大悲劇嗎？作者以犀利的筆力，透徹地解剖了資本主義的社會關係，撕開了籠罩在家庭之上的溫情脈脈的紗幔，露出其血肉淋漓的現實本相。骨肉至親尚且冷酷如此，其他關係可想而知，作者憤世嫉俗之情不言而喻。

《變形記》所提出的問題，在卓別林的《摩登時代》，以及巴爾扎克的《高老頭》和《歐也妮·葛朗臺》等作品中也有所反映。這些作品有的也極盡誇張之能事，但都採取了比較接近現實生活的形式，而卡夫卡為什麼偏要用如此荒誕不經的方式，來表達這樣嚴肅的問題呢？我想至少有這樣的作用：其一，是便於充分有力地揭露矛盾，撕破一切假面，把問題暴露得淋漓盡致。生活中種種社會弊病，由於被粉飾著，人們往往視為正常。直至有大跌宕，把塗在生活表層的粉飾剝落，才現出其全部荒謬性來。讓人物變形，就是卡夫卡用以去粉飾、揭矛盾、表示自己對生活的理解與態度的一種特殊手法。試想，如果不是因為格里高爾變成了甲蟲，怎能暴露出資本主義社會家庭關係的極端虛偽性及其利己主義本質。這種虛偽性是隨著格里高爾的不幸的加重而逐層深入地揭露出來的。其次也是為了強調，使問題顯得特別尖銳突出，驚心動魄，發人深省。人的異化儘管在生活中是普遍存在，但人們往往並不理解它，注意它。在《變形記》中，由於這種不無怪誕的象徵手法的運用，異化世界被置於使人們能夠理解它的新奇光芒之下。人變成了甲蟲，這是對人的“異化”的最形象、最通俗的表述，再也沒有比這更駭人聽聞的了。唯其如此荒誕，才特別引人注意，而不會漠然置之。唯其荒誕之中有真實，涵深義，才能使讀者如此震驚，久久沉思。

由於作者力圖寓嚴肅於荒誕之中，《變形記》在藝術上相應地具有這樣一些特點：（1）現實與虛幻的結合。人變成了甲蟲，這是虛妄而不可能的。甲蟲而具有人的思想感情，這更是不可思議。然而就構成這樣一個特殊甲蟲的材料而言，又無一不是現實的，寫得真實生動，活靈活現。就格里高爾這個甲蟲式的人而言，總的說來是超自然、超現實的人物，但就他所生活的環境而言，就他周圍的社會關係而言，則又都是現實的，是一定社會生活的真實再現。用寫實的手法敘述反現實的事件，讓非現實的人物生活在現實的環境之中，現實的因素與虛幻的因素如此緊密地粘合在一起，構成《變形記》新奇怪誕的風格。（2）借虛妄寫真實，於“正常”見反常。格里高爾不幸變甲蟲而死，這看似荒誕，卻真實地反映了資本主義社會普通人的悲慘命運。格里高爾死於自己親人之手，這並不是因為他們特別壞。這些人都是普普通通的人，善良的人，他們對格里高爾的態度各有不同，但隨著格里高爾的病態發展和他們的社會生活條件的改變，逐漸變得一致起來。這說明，不論什麼人，在那樣的情況下也會這樣的，問題的嚴峻性就在這裡。作者把這種冷酷的利害關係寫得這麼平平淡淡，合情合理，正是為了揭露人們都已習慣了的“正常”關係的反常性，以引起人們的覺悟和思考。（3）敘而不議，含而不露。《變形記》是一個悲劇。可是作者在敘述格里高爾的不幸時，卻採用了四平八穩的筆調，不動聲色，不帶感情，不發議論，也不作任何評價，這種客觀冷靜，含而不露的表現手法，卻使這篇小說收到了深刻地震撼讀者心靈的效果。由是我想起高爾基致契訶夫的一封信，高爾基說：“您可知道，在您的戲中，我覺得您處理人物比魔鬼還要冷酷，您對待他們像風雪一樣的冷。”可就是《萬尼亞舅舅》這個戲卻使高爾基感動得哭了。卡夫卡並不像有些作者那樣重視作品的共鳴作用，他首先考慮的是要喚起讀者的思考，但這並不等於說他在作品中不傾注自己的感情。卡夫卡把自己的愛憎溶入人物自身的血液中，如水銀瀉地，不露痕跡。他竭力隱蔽在自己所描繪的圖畫後面，用自己所創造的形象體系給讀者造成一種悲慘壓抑的總印象。難怪我們讀後就像心頭壓著一塊石頭似的。（4）鮮明強烈的對比。一是愛與憎的對比。格里高爾變形後，總是為家庭著急、分憂，充滿著對親人關懷、體貼之情，直至死前還“懷著溫柔和愛意想著自己的一家人”，並且願意為自己的親人而死。這同他父母和妹妹對他的態度截然相反。再是變與不變的對比。格里高爾形變而心未變，他的親人們未變形卻變了心。一是蟲形而人心，一是人形而“蟲”心，這也是一種對比。透過這些對比，表達了作者對生活的理解和評析。由於以上特點，使得《變形記》具有自己鮮明的藝術特色。

當然，《變形記》也有不足之處。作者尖銳地反映了人的異化問題，然而他所注重的只是“結果”，卻沒有正面展示這種異化的過程和原因，更沒能指出擺脫異化的出路。這與卡夫卡在創作上強調寫“瞬間”的直覺，以及他世界觀中悲觀厭世的思想分不開的。他說：“我著重的只是進行寫作的那些瞬間”，因此，“凡是落入我的眼簾的東西，都只是從半腰的某個地方而不是原原本本地落入我的視野的”。他對冷酷無情的資本主義社會感到厭惡，看到了社會的荒謬和醜惡，但又認為無力加以改變。他說：“目的雖有，卻無路可循；我們稱作路的東西，不過是彷徨而已。”這些思想上的弱點，使他的作品蒙上陰沉灰暗的色調和神秘晦澀的迷霧。但是，卡夫卡畢竟讓我們如實地看到了那個奇形怪狀的社會現實，為被損害的孤苦無告的受難者呼喚著同情、憐憫和援助，提醒人們重視這些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