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麼是考據學

  • 作者:由 匿名使用者 發表于 詩詞
  • 2021-08-19

什麼是考據學 匿名使用者 1級 2007-02-27 回答

考據學又稱考證學或樸學,主要的工作是對古籍加以整理、校勘、註疏、輯佚等。學者嘗以為清代考據學之興盛緣於清初的文字獄政策。例如孟森說:「乾隆以來多樸學,知人論世之文,易觸時忌,一概不敢從事,移其心力,畢注於經學,畢注於名物訓詁之考訂,所成就亦超出前儒之上。」(《明清史講義》)。蕭一山說:「有民族思想的學者,在異族的鈐制政策下,不甘心作無恥的應聲蟲,又不敢作激烈的革命黨,自由研究學問,也怕橫攖文網,那還有甚麼辦法?只好『明哲保身』,『尚友古人』,向故紙堆裡去鑽了。」(《清史》)

什麼是考據學 匿名使用者 1級 2007-02-27 回答

就是編修古代的文化書籍,所以學術界把這叫做“大鑽故紙堆的考據之學”,

什麼是考據學 戀戀星辰 1級 2007-02-27 回答

清代考據學在中國學術史上佔有極其重要的地位,歷來有不少學者對其進行研究,但深入系統的作品並不多見。由於考據學本身所具有的侷限,長期以來,或受文字獄成因說的影響,或沿襲學家舊說,造成有些學者對考據學的評價偏低,甚或據此否定整個考據學的價值。

那麼,考據學的功用和價值到底如何呢?

考據學產生在明代中後期,“它與清代考據學不論從時間的前後銜接,還是從學術思想、治學方法及學術成果的繼承和發揚上來說,都是一個不可分割的整體”(該書第37頁),清代考據學與文字獄的關係問題,很多學者認為,清人從事考據學是為了逃避文字獄的迫害而躲入故紙堆中。較早持這種觀點的有章太炎、梁啟超等一代大家,魯迅、范文瀾、翦伯贊、郭沫若、鄭天挺等先生都持類似的看法,文字獄成因說幾成定論。

20世紀80年代雖有些學者對文字獄成因說提出質疑,但駁正並不充分。其實“清代考據學與文字獄沒有必然的聯絡,它們之間並不存在因果關係”。“清政府對於一些純學術的‘異端’思想有所容忍,文字獄並未造成學術界的人人自危,學人們將興趣轉向考據學,是受家學、師友和風氣的影響,從根本上說是考據學本身所具有的生命力和吸引力。”乾嘉學人並非學術專制下的懦弱者,他們並未感受到作為一名知識分子生活在乾嘉時代的不幸,在他們身上看不出遭文字獄‘打磨’後的圓滑,一些學者照樣具有鮮明的個性和反叛精神。考據學在乾嘉時期的輝煌,是考據學自身發展的結果,並不是文字獄造成的。”

關於清代考據學對後世的作用和影響,有些學者認為,考據學“了無益處”、“究復何用”,完全否認考據學的價值和對後世的貢獻。實際情況到底怎樣呢?我們知道,清代考據學者不僅對傳統儒家經典進行了全面的整理和研究,而且還對諸子百家、史部、集部等更大範圍內的傳統文化典籍進行了清理和爬梳。他們透過校勘、辨偽、輯佚、註疏、考訂史實等多種手段,對浩如煙海的古代文化典籍做了去偽存真、正本清源的工作,使許多面目全非、久已散佚、真偽混雜的文獻基本恢復了本來面目,使許多晦澀深奧、不能卒讀的典籍,大體可供閱讀研究。如果沒有清代考據學者的整理與研究,近現代學者要研究中國傳統文化的學術,不知要走多少彎路,耗費多少精力。儘管其研究和整理尚未能進入理性的批判與反思這一層,但他們為後來的研究者提供了較為翔實可信的資料。誠如郭沫若所說:“欲論古人或研究古史,而不從事考據,或利用清儒成績,是舍路而不由。”(郭沫若《讀〈隨園詩話〉札記》,作家出版社1962年版,第88頁)

清代考據學的發展,使服務於經學的輔助學科文字學、音韻學、訓詁學、歷史學、地理學、歷算學、目錄學、版本學、校勘學、辨偽學、輯佚學等傳統學術得到了空前的發展。特別值得注意的是,清代考據學者有意識地對某些學科的理論方法進行總結,如小學研究方面“因聲求義”說、“古無輕唇音”說、“四體二用”說、“故訓聲音相表為裡”說等等,以及王念孫父子總結的一些校勘、訓詁規律,這些“公理”至今仍然在古代漢語、文獻學研究中發揮著重大作用。對此自然不能說清代考據學“了無益處”、“究復何用”。“清代考據學不僅對傳統學術有清理總結之績,而且對近代學術發展有開啟之功。”(該書第290頁)當然,考據學也不是萬能的,它本身存在這樣或那樣的不足,我們不能期望某一種封建時代所產生的學術能解決所有的學術問題。

的確,清代考據學是研究傳統文化學術最基本的方法。不論是近代學者,還是現代學者,無論其承認也好,諱言也好,只要是以我國傳統文化典籍為研究領域或研究物件的,都或多或少地要運用清代考據學的成果和方法,這是一個不爭的事實。近代學者對清代考據成果和考據方法的廣泛運用和借鑑,充分說明了考據學具有很強的科學性和強大的生命力。特別是清代考據學所具有的實事求是的治學精神、懷疑否定的批判精神、敢於超越前人的創造精神,以及“不攘人之美”、反對抄襲的學術規範,對於我們今天從事學術研究仍然具有現實意義。正如梁啟超所言:“考證學直至今日還未曾破產,而且轉到別個方面和各種社會科學會發生影響。”(梁啟超《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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