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莊家7pf6 2013-10-22

某日跟狂徒聊到有關中國文化的問題，狂徒引用了“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這句話，作為中國文化劣根性的一個例證。我很確信中國傳統典籍中是不會出現這句話的，但是也突然疑惑起這句話到底是誰說的。

記憶搜尋所得，似乎只是經常在中國戲曲比如京劇裡聽到這句話。當下中國很多的所謂文化人，喜歡在老外面前把京劇當成中國傳統文化的一個重要代表來展示或者炫耀，在我看來，這只是個笑話，一個很冷卻不好笑的笑話。張藝謀在奧運開幕式上沒把京劇弄上去耀武揚威一番，而是擺出了崑曲。光這一點就讓我對他的反感程度從-90%一下減少到了接近0的程度。京劇究竟到底有多少文化可言？如果要在中國的戲曲中找出一個能夠代表中國文化的劇中，那至少也是崑曲而不是京劇。

竊以為，如果京劇沒有那些個把人臉畫得不像人臉的那些個臉譜，而這些臉譜又不是那麼容易的被那些個沒文化的老老外當成是跟非洲、南美洲那些原始部落刺在臉上和身上的紋身的一樣的圖騰，並且因為這種文化的原始與矇昧而產生文化上的優越感的話，老外還會喜歡看京劇嗎，這些所謂的中國的文化人還會因為把京劇與義大利歌劇硬扯在一起而自豪嗎。

“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到底是誰說的，上網google了一把，發現跟我有同樣疑惑的人有很多。綜合各種說法，大致可以肯定“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這說法最早也只不過是出現在清朝。300年相對於5000年，自然可知，所謂的“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代表不了中國文化。“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這種說法的出現直至婦孺皆知，只不過是奴才們為討好主子歡心，賣力宣揚的結果。這其中就有京劇的很大功勞。當年安徽的草頭班子上京，奴才給主子拜壽，因為討得了一個老女人的歡心，徽劇搖身一變成了京劇，繼續忽悠的結果，最終變成了國劇。這300年的清史，著實令人生厭。以前對康熙、雍正還有點好感，自此一點都沒了。

以下是照抄的別人的文章。

“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父要子亡，子不得不亡。”一直被人說成是儒學教義，常常被某些人義憤填膺的用以揭批宋明理學，當作討伐孔孟儒學的把柄。但是查遍儒家經典、朱熹理學著作，並沒有此話的出處，孔子、孟子更沒有說過。後來才知道這本來就是一句戲文。

（齊國大夫）崔武子見棠姜而美之，遂取之。莊公通焉，崔子弒之。晏子立於崔氏之門外，其人曰：「死乎」曰：「獨吾君也乎哉 吾死也。」曰：「行乎」曰：「吾罪也乎哉 吾亡也。」曰：「歸乎」曰：「君死安歸 君民者，豈以陵民社稷是主。臣君者，豈為其口實，社稷是養。故君為社稷死，則死之；為社稷亡，則亡之。若為己死，而為己亡，非其私暱，誰敢任之且人有君而弒之，吾焉得死之而焉得亡之 將庸何歸 ”門啟而入，枕屍股而哭。興，三踴而出。

《孟子·萬章上》說：“盛德之士， 君不得而臣，父不得而子。”按儒家的看法，在君權之上，還應該有“道”。對那些德高望重的得道賢人，君主應該恭敬如師，不能以臣子對待。君權並非至高無上。

“父要子亡，子不得不亡”也不是儒家教義。

《孔子家語·六本》篇裡記載這樣一件事情，曾子犯了小過，曾子的父親曾皙一怒之下用鋤柄將曾子打昏了。曾子甦醒後向父親賠罪：“向也參得罪於大人，大人用力教，參得無疾乎？”之後回房彈琴而歌，好讓父親聽見，表示他捱打後沒有不適。孔子聞之而怒，告門弟子曰：“參來勿內。”，孔子教育曾子說：“今參事父委身以待暴怒，殪而不避，殪死既身死而陷父於不義，其不孝孰大焉？汝非天子之民也，殺天子之民，其罪奚若？”。可見“天下無不是的父母”並非孔子主張，父母有服從“天下大義”的義務，對父母的錯誤兒女有責任糾正。更何況父母的子女還是天子之民，非父母之私有，父並沒權力要求子亡。“父要子亡，子不得不亡。”若說是孔子的主張，簡直是對孔子的羞辱。

《孝經》中曾參問孔子：“敢問子從父之令，可謂孝乎？”

孔子回答說：“是何言與？是何言與？父有爭子，則身不陷於不義，故當不義，則子不可以不爭於父，臣不可以不爭於君。故當不義則爭之，從父之令，又焉得為孝乎？”這段顯然是說“孝”是有原則的，有約束的，不能推到極端。這是對所謂的“父要子亡，子不得不亡”說法的不攻之擊。

還有一句常被歪曲引用的儒學經典，就是“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這已經成了某些人心目中傳統文化特別是儒家思想實行封建專制家有天下的鐵證。常常被“清遺分子”引用來批判中國封建社會專制悠遠流長，替滿清開脫。

實際上這句詩出自《詩經·北山》，應該結合上下文來讀，是表達一個小官吏對王事繁多的抱怨。

孟子解釋道“是詩也，非是之謂也；勞於王事，而不得養父母也。”。曰：‘此莫非王事，我獨賢勞也。’。但是還是有古人違背孟子儒家教義，歪曲引用，以迎合統治者家天下、奴役百姓的思想要求。司馬相如的《難蜀父老》用以迎合漢武帝“陰法陽儒”的“大一統”學說。但這層意思與儒家正統思想是完全不同的。比如在明代，王夫之就說：土地非王者私有。“若夫土則天地之固有矣。王者代興代廢，而山川不改其舊，其生百穀以養人，王者亦待養焉，無所待於王者也，而王者固不得而擅之。”（《讀通鑑論》）。

天下和君王的關係，儒家主張的是“天下為公”，（《禮記·禮運》）這點明代君臣也是有共識的。樊玉衡曾上疏萬曆提醒道：“皇上牽於皇貴妃體貌難處之故，優遊隱忍，甘以宗社為戲，不知天下者非我皇上皇貴妃之天下。”。君主和臣民的關係，儒家民本思想的基本要求是：“天生民而立之君，以利之也。”

滿清入關後，為了維護其滿清部族統治，奴隸制殘餘，在大興“文字獄”的同時，毫無顧忌的肆意歪曲傳統文化特別是儒家思想為其所用。康熙自稱：“道統在是，治統亦在是。”，他自封是聖人在世：“朕惟天生聖賢，作君作師。萬世道統之傳，即萬世治統之所繫也。”（《東華錄》卷五十一）。從此滿清皇帝成為活著的聖人，傳統儒家在君權之上的道統被其徹底顛覆，滿清皇帝在政治上合理合法為所欲為的同時。在精神上也成為“教主”。皇權在手，真理也就在手，權力就是真理，徹底敗壞了儒學思想。

於是晏子所說的大臣不是君主私人的奴才，就不再是事實了。“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不僅僅成為臣下不得不執行的命令，而且還源於起碼的倫理道德要求，要心甘情願，要感激涕零的去死。奴性成為整個社會的共性，“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父要子亡，子不得不亡”成為整個社會的精神要求也就不奇怪了。

滿清皇帝在把持了儒學語言解釋權之後，滿清“家有天下”、全面專制的觀念也發展到了頂峰。“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有了更新的內涵。

雍正在《大義覺迷錄》裡這麼罵呂留良：“夫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呂留良於我朝食德服疇，以有其身家，育其子孫者數十年，乃不知大一統之義，”他把這句詩、把大一統歪曲到這種程度，他說：“天下都是俺大清的，一草一木都是姓愛心覺羅的，你們這群奴才到哪兒去都逃不出我大清的手心，吃的用的都是我大清的恩惠。他（呂留良）敢反對俺大清，這是忘恩負義！”。很明顯滿清皇帝把明代以來的主流的儒家“民本思想”變為“君本專制”說，滿清皇帝既是教主，出言成“經”，從此儒學被閹割成了“奴學”。

滿清王朝康雍乾之世“道統在是，治統亦在是”實際上是試圖建立一個“政教合一”的政權，凡是這種政權都是封閉的、保守的，極力壓制任何異端思想的，這和文明進步是背道而馳，同歷代中華政權有根本性的不同。

當代滿遺尤為可恨的是：為了給滿清開脫，把“滿清奴學”強按到歷代中華政權，強加到傳統文化，栽贓到儒學，將儒學當作滿清黑暗統治萬惡之源的替罪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