模仿古代的名字取號

作者：由匿名使用者發表于詩詞
2022-04-02

半碗魚湯 2009-05-02

號一般分為3種，自號、贈號、別號，根據自己的需要來取吧

［編輯本段］自號

一般都有寓意在內。

1、或以居住地環境自號：如陶潛，自號五柳先生。李白自幼生活在四川青蓮鄉，故自號青蓮居士。蘇軾，自號東坡居士。陸游，號龜堂。辛棄疾號稱稼軒居士。明武宗朱厚燳自號錦堂老人，明世宗朱厚熜自號天池釣叟，明神宗朱翊鈞自號禹齋。乾隆晚年自號十全老人、古稀天子。咸豐（奕）自號且樂道人。

2、或以旨趣抱負自號：杜甫，自號少陵野老，“一萬卷書，一千卷古金石文，一張琴，一局棋，一壺酒，一老翁”——“六一居士”是歐陽修晚年的自號。賀知章，自號四明狂客；金心農自號出家庵粥飯僧，都體現了個人的旨趣。

3、有些人還以生辰年齡、文學意境、形貌特徵，甚至驚人之語自號。

辛棄疾自號六十一上人，趙孟頫甲寅年生，自號甲寅人；元鄭元佑，自號尚左生，明代祝允明自號祝枝指生，後在民間演變成祝支山。朱尊，自號夕陽芳草村落，唐寅自號江南第一風流才子，普救寺婚姻案主者。徐樹丕，自號活埋庵道人。

［編輯本段］贈號

主要有三種情況：

1、以其軼事特徵為號。如李白，人稱謫仙人。宋代賀鑄因寫了“一川煙柳、梅子黃時雨”的好詞句，人稱賀梅子。張先因寫了“雲破月來花弄影”，“浮萍斷處見山影”，“隔牆送過鞦韆影”三句帶“影”字的好詩，人稱“張三影”。類似例子再如：

山抹微雲秦學士——秦觀“滿庭芳”詞“山抹微雲，天連衰草” 。

露花倒影柳屯田——柳永，《破陣子》詞中有“露花倒影”句。

張孤雁——張炎《解連環·孤雁》。

紅杏尚書——宋祁（工部尚書）《木蘭花》“綠楊煙外曉春寒，紅杏枝頭春意鬧”。

現當代作家的筆名、藝名也可算入號的範疇，有的是自號，有的是贈號。

郭沫若（筆名）原名開貞，巴金、夏衍、冰心全是筆名（自號），而非原名。

藝號（贈號）：張英傑——蓋叫天，牛俊國——牛得草，荀慧生——白牡丹，李慧敏——白玉霜，毛稚黃——毛三瘦。

2、以官職、任所或出生地為號。王安石稱王臨川；杜工部（杜甫），賈長沙（賈誼）；王右軍（王羲之）；湯顯祖稱湯臨川；康有為，廣東南海人，稱康南海；孔融，曾任北海太守，人稱孔北海；顧炎武，江蘇崑山亭林鎮人，人稱顧亭林。清代民謠“宰相合肥天下瘦”說的是李鴻章（合肥人），“司農常熟世間蕪”說的是翁同龢為常熟人，時任戶部尚書。

3、以封爵、諡號為號

諸葛亮封武鄉侯，人稱武侯；司馬光，封溫國公，岳飛，諡號武穆。

宋以後，文人之間大多以號相稱，以至造成眾號行世，他們的字名反被冷疏的情況。蘇軾一生有14類38個名號，

魯迅先生一生（1881—1936）57歲，共用過140多個名號（主要是筆名）。魯迅原名周樟樹，字豫才，改名樹人。1898年，第一次用筆名，戛劍生、樹人。1818年，《狂人日記》發表時，始用魯迅筆名。三十年代後更多，最多的為1933年26個和1934年41個。這兩年也是他的創作高峰，作品最多的時期。

由於號可自取和贈送，因此具有自由性和可變性。以至許多文人，有很多別號，多的可達幾十個，上百個，“別號太多，反成攪亂”（鄭板橋集題畫。靳秋四索畫），所以近代以後，尤其建國以來，文人用號之風大減，不少人發表作品不用筆名，就用真名。少數文人存有別號，多為20世紀三、四十年代前就出名的文人。如魯迅曾自號書齋，綠林書室，且介亭；王力自號龍蟲並雕齋；姚雪垠，無止境齋；葉聖陶未厭居，俞平柏古槐書屋，此可謂遺風。

［編輯本段］別號

號，是人名字以外另起的稱號，往往有藝術色彩。名人雅士自己起的號，謂“雅號”。號，通常是一人一號，多則稱為別號，但也不盡然；號一般用兩字，別號則多用三字以上，但因別號與號有時難作區別，所以三字以上的號看起來也不少。

別號，就是名字以外的自稱。據吳萊《三墳辨》及《韓詩外傳》等古書載，別號起於上古，但清代學者趙翼認為這很可能出於後人臆撰。由信史來看，范蠡即使不是第一個自取別號者，起碼也屬“第一批”之列。如《史記索隱》謂甘茂居渭南陰鄉樗裡，故號“樗裡子”，又戰國著名策士蘇秦、張儀，皆師“鬼谷子”，秦漢間有“江上丈人”、“河上公”之類，大抵可以說明源起的時間，約在春秋戰國時代。而所以要在姓名之外另取代稱的用意，似乎也已經為取號者多隱逸者流的身份給解釋了——正是為了把自己的真名實姓隱藏起來。

這種因不求聞達才取別號的慣例，由秦漢而迄魏晉，承襲了700多年。漢高祖劉邦敦聘不至的所謂“商山四皓”如“綺裡季”、“角里先生”等，都是以號代名，至今莫知其姓氏；晉人陶潛高唱“歸去來兮”後，遂號“五柳先生”：南朝梁陶弘景躲在山中操縱政局，自號“華陽隱君”，與人書札往來即以“隱君”自署，惟恐暴露身份。但入唐之後，風氣有了變化，許多文人都別署一號以標高致，如賀知章“四明狂客”，張志和號“煙波釣叟”，陸龜蒙號“江湖散人”，等等。不過總體來看，取號者的身份，大致也還是枕石漱泉隱居不仕，或辭官歸田終老江湖的範圍內。

從宋朝開始，自取別號成了社會時髦，其時佛道並行，別號中有“居士”、“道人”特多的傾向，故亦名道號。取號者非但不止畸人逸士、好奇弔詭輩，也不僅是士夫縉紳皆有一號或幾號，甚至販夫牙儈，亦皆有號。

從自諱姓名而取號，到借號自標而別署，號的用處，最終集中為風雅的標記。

別號是使用者本人擬製的，不像姓名那樣要受到家族、行輩的限制，也不像表字亦多由家長所起或受其影響，所以它能比較自由地抒發或寄託取號者本人的一時情感，乃至終生志趣。比如南宋愛國詩人陸游憂時有淚，報國無門，思想上苦悶，行為上不免乖張，被人譏為不守禮法的放縱者，他就索性自號“放翁”，來表示對權貴和禮法的蔑視。此外，別號又不像姓名錶字，一旦登記在戶籍（人仕者還得登記在履歷中）上後，不能輕易改動，而是隨時發明，隨時使用，具有很大的靈活性。因此很多人往往不止一個別號，人們也有可能透過某些人一生別號的更改，窺測其思想情趣在各個時間階段上的變化。

比如南宋末年的民族英雄文天祥，便是一例：參加科舉考試時，他的別號叫“履善”，其義不外景仰先賢，學做好人好事。及殿試時，被理宗皇帝誇了一句“此天之祥，乃宋之瑞也！”別號乃改成“宋瑞”。惟宋季國家無瑞可言，文天祥本人更不得志，景定五年（1264）知瑞州時，為一件用何等儀制替早已改嫁的祖母服喪之事，被人誹謗，差點兒丟官。一怒之下，便有絕意仕途息影林泉的念頭，遂建“野人廬”而自號“野人”。此後又在故鄉文山蓋成山莊，再改號“文山”，當真過起棄官歸隱的日子來了。兩年多後，山河板蕩，文山隱居的清興已經不起元朝南侵的風暴襲擊，於是又應召出山，為國效力，直到抗元失敗被俘。此時，他又有“浮休道人”、“三了道人”等別號，以示視死如歸的人生態度，並吟出了傳誦千古的《正氣歌》。

號的使用，在別人是尊稱，如杜甫號“少陵野老”，黃庭堅號“山谷道人”，人呼杜少陵、黃山谷時，便有尊重的意思。魯迅曾為章炳麟門生，以後做紀念老師的文字，便題為《關於太炎先生的二三事》。而在本人，則為閒署，凡公文、章奏上押字，都不用號，使用最多的地方是為詩文書畫等作品簽名。《二十年目睹之怪現狀》裡有位梅姓“名士”曾說：“詩人豈可以沒有別號？倘使不弄個別號，那詩名就湮沒不彰了。”大抵也道破了許多人押號的本意。

從別號的用詞看，也就是在十數種特定名詞裡翻花樣。宋代徐光溥曾編《自號錄》，依宋代人士別號的最後一、二字分類，也不過得36類，而處士、居士、先生、老人、翁、叟等倒佔去大牛，或倚老賣老，或放浪自標，或自美雅緻。而淺表的釋義，率多集中為鄙視利祿，超凡脫俗，這也就是別號中居士、道人、漁樵、野夫特多的原因吧。只是千舸爭流，都往一條道上跑的話，效果反而不好。以居士為例，原是梵文，意譯“家主”，佛教用以稱呼在家信徒而受過“三歸”、“五戒”者，以它為號，當然很有點方外空靈味道了，故李白稱“青蓮居士”，白居易稱“香山居士”，司空圖稱“耐厚居士”，蘇軾稱“東坡居士”，李清照稱“易安居士”，等等。

中國古代的帝王除有姓名之外，往往還有諡號、廟號、年號、尊號和陵號。這些稱號多見於史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