網友7d08e82 2007-03-31

顧炎武（1613—1682 年），原名絳，字寧人，曾自署蔣山亻庸。是明末清初傑出的大學者。其學術成就和哲學思想倍受後人推崇，被譽為“一代文化巨人”。

反清鬥士 流亡一生

顧炎武於明萬曆四十一年（1613 年）夏，出生於江蘇崑山—個官僚地主家庭。顧炎武 14 歲時以其敏捷的才思、廣博的學識，順利考取了秀才。不久，他慕名參加了學術組織“復社”。自從加入了“ 復社”，顧炎武得到了同士大夫等知識分子廣泛接觸和聯絡的機會。他們不定期進行集會，評議國政，對當朝的政治、經濟和文化等情況進行研討。1645 年 5 月，清軍南下，佔領杭嘉湖等地區。在攻克南京後，頒佈剃髮令。顧炎武積極投身於抗清鬥爭。他怒斥一些明代達官貴人隨波逐流的庸俗人生觀，響亮地提出了“國家興亡，匹夫有責”的口號。這句話成為激勵後世的愛國主義格言。清王朝建立統一政權後，顧炎武依然堅持反清活動，決心“ 拯斯人於塗炭，為萬世開太平”。他斷然拒絕了清庭欲令其到明史館纂修《明史》和參加博學鴻詞科考試的舉薦。顧炎武晚年定居於華山腳下。1681 年由華陰遷至山西曲沃。由於旅途勞頓，患了重病。次年正月，因騎馬失足，跌傷病逝，享年70 歲。

學識淵博 著作頗豐

顧炎武一生勤奮好學，即使長期過著流亡的生活，也沒有因此而停止艱苦的學術研究工作。《肇域志》和《 天下郡國利病書》這兩本經世致用的書就是在遊歷各地後所作的。《日知錄》是顧炎武隨筆記錄的百科全書式的書籍。顧炎武從30 歲起，每逢讀書均作筆記。至 60 歲時，對所作筆錄，反覆探究，長期思索，多次修訂，才成此書。全書計 32 卷，涉及面極為廣泛，有經學、政治、經濟、軍事、藝術、天象、術數、歷史、地理等等，可謂顧炎武終生治學的結晶。顧炎武的另外一本書《音學王書》，是研究我國音韻學的學術專著，共分五部分。顧炎武在文學方面的造詣很深。他創作詩歌和散文，被收錄在《亭林詩文集》裡。清人張修府在《 亭林詩文集跋》中，稱讚顧炎武“為詩事必精當；詞必典雅，奄有唐宋諸大家之長”。後世研究顧炎武的學者，不僅從其詩文的藝術角度來探討其中蘊含的成就，更多的是透過詩文，來分析論證他的經世致用思想和愛國主義思想。《金石文字記》、《石經考》、《 求古錄》等是顧炎武為後人留下的關於金石文字科考據辯釋的學術著作，開啟了有清一代的金石之學。顧炎武以“引古籌今”，即知古是為了知今為治史的目的。

因而在他的史學著作和史學評論中，十分注重總結歷史經驗教訓，具有明顯的政治傾向性。他治史目的是為了有利於國計民生；在史學觀點上認為歷史是發展變化的過程；史學方法是實事求是重實重據的；治史態度是嚴肅認真的。顧炎武對於經學的造詣，是一般學者所無法比擬的。他對易、詩、書、三孔、春秋三傳、論語、孟子等，都有專門著作。他對這些經書的考證研究，開創了清朝“漢學”研究的先河。緣於明確的治學態度，顧炎武的經學著作，絕不是為學術而學術，為研究而研究，而是為了“ 明學術，正人心，撥亂世以興太平之世”。顧炎武在天文術數、兵法軍事以至外國事務等領域，也有一定的研究，併為後人留下了許多寶貴的學術研究成果。根據張穆的《 顧亭林先生年譜》統計，顧炎武一生著述多達 50 多種，400 餘卷。這些書籍“綜貫百家，上下千載，詳考其得失之故，而斷之於心筆之於書。朝章、國典、民風、土俗，原原本本，無不洞悉。其術足以匡時，其言足以救世，是謂道儒之學”。可見顧炎武在學術方面的成就是多方面的。

進步思想 世人美譽

顧炎武是我國古代歷史上傑出的思想家之一。他在思想領域主要有以下成就：第一，顧炎武繼承和發展了我國愛國主義的思想傳統。顧炎武把忠君與愛國作了區分比較：“君臣之分，所關者在一身；華夷之防，所繫者在天下。”把忠君思想提升到應該服從於保衛中原文化傳統的這一較高層次上，可以說是對忠君愛國思想理論的一大突破。在對忠君與愛國思想作了區分之後，顧炎武又提出了區別“ 亡國”與“亡天下”的著名論點。第二，顧炎武主張擯棄宋明理學的空談，提倡經世致用的實學。顧炎武在其《日知錄》中，對宋明理學，主要針對王陽明的心學，展開了猛烈的抨擊。他提出“ 經世致用”，“ 引古籌今”。他主張，要把天道性命等抽象的論述，還原到日常的經驗之中去，避免清談妙悟，將著眼點轉移到探討論證於國計民生有關的許多現實問題上來，實實在在地做些事情。基於求實的原則，顧炎武把是否“ 有益於天下”作為治學的準則。第三，顧炎武主張建立限制君主“獨治”的政治體制。主張“ 眾治”，認為“人君之於天下，不能以獨治也，獨治而利繁（政治不清明）矣，眾治之而刑措（ 政治清明）矣”。並進而提出各級地方官分權的見解。在這裡，他實際上是對文化思想上的專制主義，對壓制言論的行為進行的批判。第四，顧炎武提出農工商皆為本的經濟思想。顧炎武提出的工農商並重、發展工商，也在客觀上反映了城鄉工商業者的利益和願望。

由於顧炎武生長的江南地區，商品經濟較為發達，所以，他很看重商業，並在實踐中，學到了一些經營方法。據記載，他很善於經商理財。山西的票號，就是顧炎武和傅山共同開辦的，顧親自為票號制定了規章制度。後來的經營者，按此進行管理，使之最終發展成為清朝 200 多年來的金融中心。由此可見，顧炎武的經濟思想，具有很多有別於傳統思想的新因素。這同他的生存環境和個人的身體力行是有直接關係的。在明末清初的社會動盪時期，作為愛國志士、傑出學者、進步思想家的顧炎武，以其崇實致用的學風和鍥而不捨的學術實踐，開啟了一代樸實學風的先河。他終身不易的反抗精神，強烈關注國家和民族前途、命運的積極思想，以及廣博宏富的學識和嚴謹的治學態度等等，對後世產生了深遠的影響，倍受世人讚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