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iens0366942016-09-23

面對時局和風尚大勢所趨，即使是賢達之人也不能跨越了之，謙謙君子只能根據自身情況，或保持貞潔，或別持見解，以安身立命，因而不可以武斷地去評論他人。孟子出遊，後面跟有數十乘車馬隨行，隨從人員也達數百人之多，他的大多辯論是在分折異端見解，並能曲折委婉其說，以驚動一國之君。假使此前的西周，或者此後的兩漢，必定不能象這個樣子。因而也就不同於田駢、慎到、蘇秦、張儀之流，當時他們為人們所崇尚，而邪惡和正義之分卻自然存在。劉向、貢禹，其經學淵源是相同的；諸葛亮、司馬懿，方針策略是相同的；程顥及其兄弟程頤、蘇洵、蘇軾、蘇轍父子，他們的議論是相同的。但是不可以因為自己與賢達之士觀點相同，而任意去褒貶他人，同樣也不可因為他與庸俗之人相同，而隨意去懷疑這引動正人君子。

殷浩、謝安二人雖然風流倜儻方面頗為相似，而且他們的聲譽名望也旗鼓相當，然而殷浩卻因為其城府虛空而慘遭失敗，而謝安卻能以其寧靜致遠氣質而屢建功勳。或許有人認為，江左風流是禍亂升級的階梯，而且說當時朝中沒有真正的人才，其實這只是不透徹、不深入的表面現象而已。自西晉以後，時局和風尚雖然已趨隱定，但是其損失的是形成的浮燥荒誕之風，從而不適於實用；而且其所收穫的，則只是孔子所說的那種狂妄和簡陋。狂妄者就是為不屑於鄉里的那些言行不一、偽善欺世的人，簡陋者則是自認為可以南面稱尊的人。當時的人士或是得是失，或是貞是邪，全都託跡寄身於不容自我的變異之中，所以陶侃、卞壺、郗鑑、庾翼等人均在努力矯正之，卻已是無力迴天了。有這麼三四個正人君子，能自覺地屹立於時尚或風氣之外，以不詭異於正義就已很完美了。如果一定要以此來評定人的品格，則殷浩所表現的只是短促暴露，而謝安則表現為不夠平凡中庸。識別人才，自有獨到的鑑別方法存在，而不必問當時風氣時尚的異同。所以說：“能真正瞭解一個人，是個明智的哲人，就是堯、舜那樣賢明的帝王，也是不容易做到的。”

評析：

“知人則哲，唯帝其難之”，出自《尚書·皋陶》。然而這裡所指的帝，是指晉穆帝司馬聃和晉孝武帝司馬曜。晉穆帝重用了由司馬昱（晉簡文帝）所舉薦的殷浩，從而大敗而歸；而晉孝武帝司馬曜所重用謝安，結果是贏得了普天下的太平。

所謂“不足庸”，應是指這個世稱風流宰相的謝安高雅到家，無與綸比。何謂“寧靜致遠”，就是謝氏家族所奉行“無事不惹事，有事不怕事；小事可無事，小事化小事”的信條。面對東晉“主弱臣強，外患內憂”的糟糕局面，謝安採取的是“無為”政治，安定人心，收拾殘局，伺機北伐，穩中取勝。

謝安與殷浩，當時都是時譽聲望極高的人，因而均被推到政治中心，握有軍政大權，國家的生死存亡，都掌握在他們手中，結果是殷浩幾乎是全軍覆沒，而謝安創造了人間奇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