樂燕鈮3Q 2022-10-11

紅玉，蒲松齡《聊齋志異·紅玉》中的一個狐女。

《聊齋》故事中的狐女，大都來去飄忽，虛幻神奇，而紅玉身上卻很少有這種色彩。她似乎是現實生活中的一個很平常的女子，然而她所具有的品性，又使她顯得那麼不平常。

書生馮相如家貧喪妻，無力再娶，正窮愁潦倒、月夜獨坐之時， “忽見東鄰女自牆上來窺”。紅玉出現了。和許多狐女一樣，她是極其美麗的。但這並不很重要。在這個沒有女人、缺少溫情的家庭中，紅玉的出現，對馮相如來說，其驚喜之情，不遜於絕處逢生。於是“招以手， 不來，亦不去，固請之，乃梯而過。遂共寢處”。紅玉的舉止似是平常的偷情，但是她為慰藉一個孤獨不幸的鰥夫而奉獻自己，這又不是一個凡女子能夠做到的。不僅如此，當他倆的關係不久被相如之父馮翁發現而遭到痛斥時，紅玉又一次表現出不平凡的品性。她忍受委屈，含淚與相如訣別。她沒有因遭馮父辱罵而遷怨相如，也沒有因自己與相如不能長久即撒手而去。臨走之時還為相如謀劃娶一個“佳偶”，並贈白金四十兩讓他作為聘女之資。一個女性，要割斷戀情的牽繞已屬不易，更何況還無私地為情人安置另一個女子衛氏。愛情是自私的，這一條人世間的準則沒能在紅玉身上體現，這與其說因為她是一個狐女，倒不如說在她身上閃爍著一種理想的人性之光。

與這理想人性形成鮮明對照，作者在小說中間部分描寫了弱肉強食的醜惡人性。豪紳宋氏垂涎衛氏之姿色，公然大施威虐，派人打傷了馮家父子，強行搶走了衛氏。馮相如抱子“興詞”，從縣衙門一直告到省裡的督撫衙門，但“卒不得直”。肇事行兇者逍遙法外，受人欺凌者“無路可伸”。人們一定很自然地期待著紅玉的出現，期待她以一個狐女的神奇力量來伸張正義。然而她在這場冤獄中一直沒露面。在馮相如“冤塞胸吭”、“日夜哀思”之時，一個虯髯客一般的俠士出現了，他自薦代馮相如誅殺惡人，並說“不濟，不任受怨；濟，亦不任受德”。言辭慷慨，豪氣凜然。接著飛牆入室，刺殺宋氏一家多人。這樣的豪俠幾令人要懷疑是否為紅玉的化身。然而他止是一個“人俠”而已，他可以刀劍逞一時之勇，卻難助馮相如免遭官府之拘捕。他只得再一次冒險，脅迫縣令釋放了馮相如。這位俠士一無所圖，捨身忘死，只為伸張正義、助濟貧弱。儘管他在作品中確確實實只是人間的一個義俠，而我們又何嘗不可把他看作是狐女紅玉的化身呢？他的品性正是紅玉那種理想人性在人間的閃光。蒲松齡在篇末的“異史氏曰”中說： “非特人俠，狐亦俠也”，可見他是把這個俠士的形象與紅玉的形象統一起來的，他們身上都有著可貴的“俠性”。作者沒有把復仇的豪舉讓紅玉來實現，他懂得，用輕而易舉的神力去誅暴除兇，將會使這種俠性黯然減色。他不願意讓人們從理想的人性中看到太多的神話色彩，他要讓紅玉這樣美好的女子永遠生活在現實之中。因而在小說的結尾，正當馮相如因丟失愛子悲痛欲絕， “輾轉空床，竟無生路”之時，紅玉歸來了。她帶來了馮相如日夜思念的愛子，帶來了幸福與希望。

儘管紅玉來得那麼神奇般的及時，然而她沒有施展什麼神通廣大的魔法來幫助馮相如重建生活。她要相如牢記的是“家道新創，非夙興夜寐不可”。她自己也“剪莽擁彗，類男子操作”。她沒有忘記要讓馮相如成就功名，要他“但請下帷讀”而勿過問農事操作。她勇敢地挑起了生活的重擔，終於使相如家業興盛、科舉得中。由此看來，紅玉確實是那個時代千千萬萬的普通的勞動女性的形象。儘管作者時而也寫到她的一些“神蹟”，比如她幾次出金資助即是。先是以白金四十兩助相如聘衛女，再是以“四金寄廣文”使相如“複名在案”可以參加科考，最後是“出金治織具，租田數十畝”。要說作者在這些地方著意點明紅玉的狐女身份也無不可，但是一個人間女子身邊有些資財，也未嘗不是不可能的。總之，紅玉沒有太多的神幻色彩，她是一個植根於人間的理想化的女性。

儘管紅玉的形象有些單薄，但是作者並沒有因為她是一個理想化的女性而使她的形象理念化，而是處處注意刻畫她的音容笑貌、神情姿態。最初，紅玉自牆上來窺，相如以手招之，她“不來，亦不去，固請之，乃梯而過”。彷徨猶豫，表現出大膽之中又含有女性固有的羞怯。在遭馮父怒斥而與相如痛別時，她既流涕自嘆“緣分盡矣”，纏綿悱惻，又痛割情絲， “言辭決絕”，情感細膩而豐富。為幫助相如重振家業，她一展女性之黠態，天未明即起，誑曰“奴欲去”，急得馮相如“裸跪床頭，涕不能仰”，從而施以“夙興夜寐”的教誨。她青春美貌，“嫋娜如隨風欲飄去”，雖耕作勞苦而“手膩如脂”， “自言三十八歲，人視之，常若二十許人”。這些描寫賦與了紅玉這個理想女性以血肉之軀，使這個狐女更具凡身俗態，從而也更使這個形象可親可愛。

以狐女形象論，紅玉也許不及嬰寧、嬌娜、蓮香那樣豐滿，但她更接近於人世間的女性，卻是無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