囯士瀟湘館 2020-11-18

清朝官員的俸祿分為俸銀與祿米兩種，每年春秋兩季發給。由於官員的年俸並不高，難以維持其龐大的家族開銷，所以還存在所謂的養廉銀製度，其中京官的養廉銀由國庫支出，一般很少，主要要年俸，而外官的養廉銀則要遠高於其工資。另外清朝領取俸祿的人員大體可分為3類——文官、武官和皇族宗室（即王爺、公主等人）。根據本部落格前文——《一兩銀子相當於現在多少錢》，清朝1兩銀子相當於現在175元左右。

歷朝歷代都有官員要求提高工資的奏章，比如趙璟給康熙進言要求漲工資，結果康熙沒批准，雍正繼位後，採取了耗羨歸公，耗羨歸公，是清雍正間透過定火耗以增加各級地方官薪給的重要措施。本質在於財政公開化、透明化，即將此前徵收的耗羨銀由“非法”變“合法”，同時“暗徵”變“明徵”，並使其數量和用途固定化。這樣一來，地方官員不得再私自加派，明規則取代潛規則。

並變革了薪俸機制，新增養廉銀，卻基本針對地方總督等高階官員。除此之外，也還考慮到了其他的因素：一是照顧到了官員以往收受陋規的情況；二是照顧到了官員在養廉銀外是否還有其他經費來源；三是照顧到了官員所在地區的富庶或貧瘠。但是，由於雍正年間的養廉銀製度尚屬創行階段，各地官員的養廉銀額不但差別很大，且多有變更，如雲南巡撫的養廉銀初定為17000兩，隨後又減為12000兩，繼而又減為10550兩；四川巡撫的養廉銀初定為12000兩，繼增為18864兩，後又減為1萬兩；山東、河南巡撫的養廉銀則高達2萬兩以上，比某些總督還高。隨後亦多有調整。其他如總督、布政使、按察使以致府州縣官員的養廉銀亦參差不齊、多有變化。乾隆十二年（1747年）全國範圍內進行了調整，成為定製。

與外官相比，京官固然在雍正三年有所進步，在總體上卻未能有明顯結果。如六部堂官給恩俸， 但是凡部院衙門中的官員，以及候補官員都不能享用這種待遇。如許比照便可看出，京官的名義收入基本與外官無法相比，一個七品的縣令收入在1000兩以上，而同級的京官不足100兩，而且這種狀況不斷連續到清朝末期也未得到有效改動。晚清聞名文人李慈銘做京官時，經常是揭不開鍋近日窘絕，殆不能舉火。李慈銘的狀況很有廣泛性，當時的一些京官乃至由於長期吃不飽形成養分不良，而人有菜色。

李慈銘的京官生活，呈現一種極為矛盾的狀態：一方面，李慈銘正式收入極低，其他收入來源也不多，所以經常債務纏身，哭窮叫苦。我們看他的日記，其中經常哭窮，什麼“比日窮困不堪”，什麼“比日窘甚，負債有如牛毛矣”。另一方面，他卻一直追求著與自己的收入水平不相稱的生活方式：住大宅子，用許多僕人，出門必有車馬。更為引人注目的，是他長年沉醉於宴飲、歌郎、冶遊的“上流社會生活”。我們看他的日記，他每個月有一半時間，是在外面大飯店吃飯，“每月有一半以上都有飲宴”，在聲色上更經常大為破費。“光緒三年，他的仲弟在鄉飢餓而死，而他在北京一年之中卻花一百多兩與酒食聲色之徵逐。‘餘雖窮，酒食聲色之費亦不下百金。通計出門七年以來，寄弟者不過十金耳。”

京官之窮有詩為證：“轎破簾帷馬破鞍，熬來白髮亦誠難，糞車當道從旁過，便是當朝一品官。”當時有一首詩很生動的記載如許的場景：“先載車馬後載人，載到師門二兩銀。惟有兩餐載不得，一回典當一傷神。”《清季一個京官的生存》京官李錫彬是河北人，因結交外官很少，為此經常發怨言抱怨說：“我家往常不做飯，上下四口人，早上花一錢買開水，早晚兩餐四人吃饅頭四斤，加上點蔥醬小菜。”能夠想見京官之貧乏狀況。

窮到什麼程度呢？劉光第本人整整十年買不起一套衣服，“一布袍服，十年不易。”任京官期間，雖生活清貧，但廉潔自律，一塵不染。敬業勤慎，政績甚佳。公餘閉門讀書，不事權貴。儘管自己官聲頗好，升遷無礙，但見國難當頭，常自憂慮，以致缺眠少食。思救國救民之策，非改革弊政，興新學、行新政不可。當時的吏部尚書陳宏謀由於為官耿介，不貪不佔，家裡缺錢時候，需求把朝廷所賜的人參拿出去賣補貼家用。陳宏謀是康乾時期清官廉吏的代表，又是清代的理學名臣。他治宋代二程、朱熹之學，強調明體達用、知行合一。陳宏謀無論是為官還是治學，都是一代楷模。《清史稿·陳宏謀傳》稱‘’乾隆年間，論疆吏之賢者，尹繼善與陳宏謀其最也……宏謀學尤醇；所至拳拳民生風俗，古所謂大儒之效也。‘’

從薪俸角度來看，乾隆時期到清朝末期，薪俸制度大體相稱，但是物價程度卻不斷攀升。清代自乾隆元年以來，到光緒十年左右一個時期中，白銀的購置力大約低了三倍左右，在銀價上漲的狀況下，以銀為主要貨幣花招的京官們又再次遭到這種衝擊，可謂低薪下的落井下石。形成清代進一步腐貪問題是，一旦窮京官一旦遇到時機外放地方官或許主考官，立刻鹹魚翻身，乃至變本加厲進行非法搜刮，以報此前的“窮仇”。為了進一步保住官位，而上下勾連，只求做官發財。素有三朝元老的曹振鏞把這種做官套路發揚到了極致。

曹振鏞（1755—1835年），字儷生，號懌嘉，安徽歙縣人。乾隆朝戶部尚書曹文埴之子，魏武帝曹操之後。乾隆四十六年（1781）進士，歷任翰林院編修、侍讀學士、少詹事、體仁閣大學士兼工部尚書、首席軍機大臣、武英殿大學士、軍機大臣兼上書房總師傅，以平定喀什噶爾功績晉封太子太師，旋晉太傅，並賜畫像入紫光閣，列次功臣之首。卒諡“文正”，入祀賢良祠。

曹振鏞歷經乾、嘉、道三朝而不倒，在道光年間抵達個人榮譽的頂峰，以大學士兼軍機大臣終其身，被道光帝視為“股肱心膂之臣”。《清史稿》稱：道光帝對曹振鏞是“恩眷之隆，時無與比”。道光朝滿朝文武中，最得寵、最走紅的當數曹振鏞。

道光喜歡求全責備，只要八股文做得好，形式不錯，皇帝就會“龍顏歡喜”；反之則會“龍顏震怒”。至於文章裡有沒有治國安邦的“真知灼見”，則無關緊要。曹振鏞揣度帝意，跟道光皇帝很緊，絕不走板。

清人朱克敬《瞑庵二識》披露其自白雲：“曹文正公晚年，恩遇益隆，身名俱泰。門生某請其故，曹曰：‘無他，但多磕頭，少說話耳。”曹振鏞身居要位，他的為官之道，對道光一朝的官場風氣影響很大，於是大家都“循默守位，寖成風俗矣”。

曹振鏞生逢內憂外患之世，當時腐化的官僚習氣早已成形，大氣候早就這樣了，這並不是曹振鏞一人所能造成的，但世人還是認為這都是因他的惡劣影響所導致。歷史上任何壞事都需要有人來承擔責任，來背黑鍋。說奉行明哲保身的曹振鏞是大清朝的掘墓人，或許他會喊冤；但歷史已選擇他來承擔罵名，他又怎能逃得了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