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機使用者05461 2014-08-22

陸賈 劉邦文化不高，看不慣儒生的裝束。於是叔孫通改穿楚地的短服，在那些頑固的儒生中，有一個能採取這樣的姿態，自然博得了劉邦的賞識。據《史記》記載，叔孫通降漢時跟隨的儒生有一百多位，可見叔孫通在當時的儒家學者中頗有聲望和勢力，這種情況下曲節投靠，沒有非常之謀是難以做到的。 但非常奇怪的是，叔孫通向劉邦舉薦的人都是一些原來當過強盜、壯士的人，儒家弟子一個也不舉薦。於是儒生埋怨叔孫通不舉薦他們。叔孫通解釋說：漢王正在冒矢石打天下，你們不會打仗，所以先舉薦斬將擎旗的勇士，你們要耐心等待，到一定的時間會推薦你們。叔孫通的這席話，並非信口胡說，而是”心有所定，計有所守”的表現。由於他舉薦的人多次立功，劉邦歡喜，拜叔孫通為博士，號稷嗣君。 漢五年，劉邦已統一天下。叔孫通拿出秦朝朝儀、官制給新皇帝應用。劉邦認為過於複雜，指示一切從簡。結果群臣在朝廷之上飲酒爭功，拔劍擊柱，劉邦又覺得這樣太沒有規矩。善於察言觀色的叔孫通不失時機的鄭重提出：夫儒者難與進取，可與守成⑹。臣願意去徵召魯地的儒生們，與臣的弟子們共同制定朝儀。”夫儒者難與進取，可與守成”，這句話非常的厲害。翻譯成白話文就是：打天下儒家不行，治天下非儒家不可。可見叔孫通已經接觸到戰爭時期政治體制與和平時期政治體制的區別問題。秦始皇沒有將中央集權制度和戰時體制釐分開來，結果秦窮兵黷武，二世而亡。從這個角度出發，叔孫通的觀點無疑是政治思想認識的一大進步。 於是漢高祖請叔孫通制定朝儀，他的訓令只有一句話： 可試為之，令易知，度吾所能行者為之⑹。 叔孫通的朝儀草成以後，先在野外搭蓬演習，演習了一個多月，叔孫通請高祖參觀演習。高祖看了，說道： 吾能為之⑹。 於是他命令群臣都學習這個新朝儀。 易知易行的朝儀制度在漢七年陰曆十月長樂宮正式實行。氣氛肅敬莊重，群臣按尊卑秩序喝酒，叩拜皇帝，沒有敢失禮者。朝儀結束，高祖喜道：”吾乃今日知為皇帝之貴也⑹。”嚐到皇帝滋味的劉邦拜叔孫通為太常，賜金五百斤。叔孫通乘機進言：諸儒生跟隨臣很久了，朝儀是他們共同商議制定的，應該也封官。於是高祖將這一百多名儒生全部封為郎官。 善於審時度勢的叔孫通，隨著時局的變化而不斷改變自己的行為方式，但沒有改的是儒家的信念和幹仕的決心。他的思想和行為務實而踏實，不唱高調，制定朝儀易知易行，因此得到了高祖的青睞和信任。由於他的行為，使得儒家知識分子陸續進入權力機構，為儒家的掌權奠定了堅實的基礎。 2，陸賈《新語》 儒生陸賈和漢高祖劉邦的談話，是極有深度的。漢高祖劉邦文化水平不高，但有聽書的習慣，類似於今天聽學者的講座，所以學者有接近皇帝傳播自己思想的可能。漢初幾代皇帝都有聽書的習慣，如漢文帝也聽過賈誼、晁錯的講座，漢高祖實為開風氣之先的人物。 但皇帝也有不虛心的時候，這個時候陸賈就開始頂撞高祖了，文化偏低的漢高祖，治國遠遠高於秦始皇，一方面是他出身低微，瞭解民生疾苦；另一方面是他能聽取不同意見，利於發揮身邊有頭腦的思想家的作用。像陸賈那樣的頂撞，能夠容忍和接受，確實擁有著豁達大度的政治家風範。 陸生時時在漢高祖面前說《詩》、《書》，高祖不耐煩，罵他說：’老子騎在馬上得了天下，要《詩》、《書》何用？”陸生說：’騎在馬上得天下，難道可以騎在馬上治天下嗎？況且湯武以武力取天下而以文治守之，文武並用，長久之術也。過去吳王夫差、智伯極武而亡；秦代任刑而治，得到天下以後依然不變，終於亡國。假如過去秦國在吞併天下以後，實行仁義之治，效法先聖，陛下安能得到今日之天下？” 高祖被陸賈頂撞之後，面有慚色，說：’試為我寫出秦之所以失天下，我之所以得天下，以及古代國家興亡的道理。’陸生於是扼要敘說國家興亡的事蹟，凡著十二篇，每奏一篇，高祖未嘗不稱讚陸賈講得好，左右皆呼萬歲，名其書曰：《新語》。”⑺ 司馬遷描述的這一段歷史，是極富政治表現力的。仔細歸納可以看到：第一，陸賈認為取天下和治天下，政治上有兩種不同的做法，很明顯的指出了戰爭時期與和平時期政治體制的區別問題。第二，陸賈指出，戰時體制的特點是極武、任刑，也是清楚的說明了這是法家的一套；和平時期的特點是行仁義、法先王。行仁義，顯然是指儒家思想可與他講述的《詩》、《書》對照；法先王則是儒、道、墨在野派學術的共同特點：法家思想是主張法后王的。可見，陸賈已經對儒、法的不同適用範圍加以區分開來，這在中國的政治思想史上，實在是了不起的成就。後來中國歷史上的許多大政治家、大思想家的政治失誤，往往就是不善於區分不同政治體制與不同學術思想的使用範圍這個問題上失足的。比如現代史上，為什麼”文革”進行到一定階段，主持者非要拿出法家的戰時體制的一套做法加以肯定，並以此作為革命還是保守的分界線；再比如，當今自由主義與馬克思主義的爭執等，都是使人感到饒有興趣的題目。 如果說陸賈的認識水平只是停留在區分開戰時體 制與和平體制的不同，那他和叔孫通提出的”夫儒者難於進取，可與守成”的觀點沒有區別，也和後來漢文帝時期的賈誼撰寫的《過秦論》沒有多少區別。賈誼在總結秦朝滅亡的教訓時說：”仁義不施而攻守之勢異也。”攻守，就是戰時政治體制與和平時期政治體制的差別性問題，”仁義”是儒家的核心。仍然歸結到政治體制和儒法兩家學說不同適用範圍的問題。 陸賈思想高於一般人的地方，在於他吸收先秦學術思想時達到了極為精細的程度。《新語·懷慮》一文中，他提出：”舉一事而天下從，出一政而諸侯靡。””聖人執一政以繩百姓，持一概以等萬民。”可見陸賈的高明處，在於他否定了法家的戰時體制思想，而又取其封建中央集權理論。 應當注意到，陸賈在給劉邦講述《新語》十二篇時，左右皆呼萬歲，”左右”當為高祖身邊的大臣和其他高階參謀人員，所以他在《新語》中確立的，得天下以後應當從戰時政治體制及時轉為和平政治體制的總方針，是得到漢初君臣的一致贊同的。 於是，西漢政權開始走一條”南授符印，北通和親”的息戰政策。南方，楚漢戰爭期間，秦代所委託的南海龍川令趙陀，受南海尉任囂臨死前的委託，代為南海尉，因稱尉陀，並乘機自立為南海越王。漢高祖十一年，漢朝派陸賈為使者，承認尉陀南越王身份。北面，韓王信背漢投匈奴，漢高祖御駕親征，結果被圍平城，七天不得脫，賄賂匈奴皇后以後才得以安全退兵。於是漢高祖採納劉敬的建議，用一個假公主嫁給匈奴國王冒頓，採取和親政策，基本上停止了北方的戰事。 南北兩個方向的戰事都停了下來，這才有可能改變戰時體制，實行和平時期的政治體制。 3，賈誼的《治安策》 前面談到，秦法來自於戰國時代魏國李悝的《法經》，事實上，漢初之法又來自於秦法。雖然劉邦攻入咸陽城時與民約法三章說：”殺人者死，傷人及盜抵罪。”但漢朝建立以後，三章無法統攝社會的方方面面。據《漢書刑法志》記載：由蕭何刪削，整理秦法，”取其宜於時者，作律九章”，就成了漢法。所以就其法律體系而言，漢法自然來自秦法系統，並沒有大的革新。那麼需要加以改造，也是不問可知了。 當時，供漢文帝選擇的法律指導思想，一種是道家刑獄觀，一種是儒家刑獄觀。老子在《道德經》中說：”聖人不死，大盜不止。”寥寥數語，把統治階級的驕奢淫逸同民眾受剝削以致飢寒交迫而流為強盜的因果關係，說得十分透徹。儒家的刑獄觀，在某種程度上接近道家，即在追究百姓之所以犯罪的原因上；但在另一方面，在具體的刑獄措施上，則又有接近法家的一面，因為儒家是希望用世的，它就很自然的不可採取道家那種無法操作的刑獄觀。 孟氏以陽膚為士師，問於曾子。曾子曰：上失其道，民散久矣。如得其情，則哀矜而勿喜。”⑻ 這就是說，百姓犯罪，是”上失其道”這一根本原因引起的。這一看法同道家並無兩樣。但是，犯了罪還是要判刑的，只不過，因為認識百姓犯罪的根子並不在百姓身上，所以抓住了罪犯，弄清了罪行，還是要採取對罪犯有所同情的態度。 所以賈誼的《治安策》說：”普通人的智慧，能看到已經發生的事情，不能看到將要發生的事情。禮是禁於犯罪將要發生之前，而法是禁於犯罪發生以後，所以法的作用容易知道，而禮的作用難以知道……孔子曰：聽訟，吾猶人也。必也使無訟乎！……以禮義治之者，積仁義；以刑罰治之者，積刑罰。刑罰積而民怨背，禮義積而民親和。”⑼ 這是地地道道的儒家刑獄觀，從根本上消除犯罪，用教化和禮義來避免犯罪行為的發生。多次聽過賈誼講座的漢文帝吸取了儒家的刑獄觀來指導刑獄實踐。因此除肉刑，減輕刑罰，廢止了法家刑獄觀和刑獄實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