jinji205 2009-02-11

“三鹿奶粉”事件的反思

一個以人為本的現代社會，絕不能放任見利忘義的行為，絕不允許基本道德的失守。誠信是社會契約的前提，道德是商業文明的基石。“三鹿奶粉”事件再次提醒我們在發展經濟的過程中，道德建設的重要性。以犧牲道德和消費者利益換取利潤，最終必然付出沉重的代價。

道德是一切制度執行的社會土壤。在一個國家的文明框架中，道德與法律唇齒相依，缺一不可，必須做到依法治國與以德治國並舉。

1。有感於日本問題大米代理商謝罪自盡

這兩天讀到兩則新聞，頗有感悟。一是截至18日8時，“三鹿奶粉”事故已致全國6244名嬰幼兒患病，158名發生腎衰竭，3名死亡。且因伊利、蒙牛、雅士利、施恩等22家企業生產的奶製品檢出三聚氰胺，“結石嬰兒”人數可能上升。另悉，總部位於日本大阪的稻米加工企業“三笠食品”倒賣受汙染大米，“三笠食品”的代理商、奈良廣陵町米穀公司社長16日晚在寓所上吊身亡。

同樣的企業主，不同梯級的生命敬畏和責任擔當意識。前者，三鹿嬰兒奶粉，面對花朵般的幼小生命，竟然含有“毒魔”三聚氰胺，從孩子媽媽舉報發現問題到主動面對問題，一直採取遮掩、推諉、被動的疲沓姿態；後者，“三笠食品”即便銷售受汙染大米，但據日本農林水產省稱，目前尚未收到該問題大米損害人體健康的報告。沒有公民健康傷害，而食品代理商卻不遮不掩，以死謝罪，前後兩者對待生命的態度迥然不同。

發現問題，日商是羞愧與痛苦難當，以死叩謝蒼穹。而三鹿奶粉直到上月問題愈來愈嚴重，企業主還能百般狡辯、推諉塞責；還能臉不紅、筋不脹地拿“國家免檢產品”來作自己的擋箭牌。

作為消費者，當然不是要中國這麼多問題奶粉的生產和銷售商人，都去學這名知恥而自殺的日商剛烈對待自己直接或間接犯下的罪惡。大家希望見到的是企業主起碼的責任擔負與敬畏生命的本能意識。

所以，“賣問題大米的日商自殺”對我國的奶粉生產企業當是一聲棒喝，直抵違法食品商人的心窩，壓下他們肆意違法的氣焰。如果更多的企業能具這種高蹈的生命意識，就一定能夠及時扭轉當前食品安全的窘境，還公民“吃得放心”的基本民生權益。

2。三鹿事件根源——自賤、自戕、自絕

三鹿奶粉事件，看似一起簡單的食品安全事件，但是，聯絡到中國近年來一系列類似的惡性事件，就絕非一個簡單的食品安全事件所能涵蓋、所能解釋得通。三鹿奶粉事件，其實是國人自賤、自戕、自絕的結果——更確切的說法，應該是民族中的強勢者或者敗類在制度漏洞的庇護下，對弱勢者的戕害與絕殺。

在中國發生的一系列食品安全事件，都沒有波及到國外。一個重要原因是，國內的企業，知道國外法律對國民的保護是非常嚴格而系統的，他們會自覺地對出口產品“高標準嚴要求”，也因此，在國內，出口產品被視為是質量最有保障的上等品。人們對這種自賤之舉，幾乎已經習以為常。某些官員表現出同樣的自賤態度，面對洋人，他們在骨子裡存在著強烈的自卑感，點頭哈腰，彬彬有禮，同樣的一張面孔，一旦面對同胞，立即驟變，展現出冷酷和無恥的一面。

昔日，希特勒對外民族（猶太民族）實行種族滅絕，而對國民厚愛有加。而中國這個民族，則是逆向種族主義，即對本民族輕賤與戕害。

因為這種自賤，國外的投資者可以透過中國資本市場一夜暴富，美國的一些金融機構就是這樣從中國賺取了足可以彌補其全部次債損失還有節餘的利潤。

因為這種自賤，中石油在美國上市僅融資29億美元，但四年中向美國股東分紅達119億美元，而在A股融資668億人民幣（相當於95。4億美元），向A股股東分紅卻不到6億人民幣。

因為這種自賤，與外國人有關的刑事案件，總是以國人的眼淚與屈辱而告終。如今年4月涉及三個韓國人的譚靜案，警方結論中的邏輯矛盾至今遭到質疑，媒體報道時用的題目就是《譚靜之死拷問真相》。令人悲哀的是，關心真相的只有媒體和網路日漸微弱的聲音。如果一個國家的公民在本國領土上尚且不能有安全感，在哪裡會有安全感呢？

中國民眾善良、淳樸、吃苦耐勞，對自己要求最少而最願意奉獻，如果能有制度的保障，讓他們得到應有的尊重和保護，他們會以更大的愛心更多的奉獻去回報社會。這個民族將成為世界之最強，這個民族中的任何一員，都將因這個民族而自豪。這個民族將將贏得世界的尊重，這個民族中的任何一員，也都將贏得應有的尊重。

這是夢想中的一天。

三鹿奶粉事件，如果頭痛醫頭腳痛醫腳，甚至頭痛醫腳腳痛醫頭，類似事件過段事件又會重演。這幾乎是可以肯定的。也因此，三鹿奶粉事件，讓我心中之痛，痛徹心扉並難以自抑！

社會失去底線人人都是受害者

中國青年報

和同事去一處風景區開會，會後當地老鄉開船帶我們到水裡捕魚，5張大網撒下去，兩個小時後拉起來，居然一條魚都見不著。魚哪兒去了？大約是被無節制的捕撈“斬盡殺絕”。如果資源是公共的，一般總逃不過“公地悲劇”，誰都自作聰明地先下手為強，結果害人害已。

這種損眾利己的心態，在打麻將時體現得淋漓盡致：一門心思想著自己贏，我贏不了也不讓你們贏。我在西方國家生活過一段時間，對比尤其強烈。

有一次，我們在紐西蘭的淘波湖看當地人釣魚，他們釣上魚後總要先量量，如果短於某個尺寸，就自覺把魚放回湖裡。這個尺寸是當地政府規定的，也是民眾的共識，因為他們明白“如果連小魚都吃的話，將來就無魚可吃了”。但是，這樣的社會共識如今在我們國家往往難以形成。

這兩天，奶粉事件弄得人心惶惶，政府正在下大力氣整治。涉嫌生產、銷售有毒、有害食品罪的河北奶農耿某日前被捕，他在接受警方訊問時供認，之所以往牛奶裡摻加三聚氰胺，“是能透過檢驗，順利地把牛奶賣出去”。耿某同時承認，摻加化工原料對人體無益，他本人和家人“從不食用這種摻加了三聚氰胺的牛奶”。

耿某在出事之前，想必是偷著樂的——我把摻毒的牛奶順利賣出去賺到了錢，他人的健康我不管，反正我和家人不食用這種牛奶。可不知他是否想過，假若地球人都像他那樣耍小聰明、打小算盤的話，他除了能確保自家人喝上自已生產的“放心奶”外，在其他領域能不成為受害者嗎？

其實，這種相互加害的現象，近年來並不少見。用工業酒精兌制的酒，用硫磺漂白的粉絲，添加了洗衣粉的油條，注水的豬肉，摻入滑石粉的麵粉，用避孕藥養殖的魚，含蘇丹紅的紅心蛋，有毒的大米，等等。且不說廣大的消費者是無辜的受害者，即便是那些從中獲得經濟利益的不法商人，最終也難免成為這個惡性迴圈中某一環節的受害者。可以說，這麼玩下去，沒有人會是贏家。

中國不乏小聰明的人。表面上看，自己佔了點便宜，但實際上是大家一起吃了大虧，也就是說，這種貌似“利己”的行為，其實也在損己。這樣的事例，在我們生活中比比皆是。比如，每個人都把自己家打理得乾乾淨淨，可一出門就亂扔垃圾、隨地吐痰，因為“那不是我的家”。當人人都這麼做了之後，結果是大家共同生活在垃圾堆裡。還有，上下班堵車的時候，人人都按捺不住往前擠，圖一時之快，結果就像螃蟹纏在一塊，誰也走不了。

在這個世界上，萬物總是相互聯絡的。政府倡導建設和諧社會，就是要建立人與人、人與自然之間的共贏局面，這樣大家才有安全感、幸福感。如果你只顧自己的那點小利而置公共利益於不顧，那麼最終受害的將是社群乃至社會上所有的人，當然也包括你自己。

涉外奶粉未檢出三聚氰胺說明什麼

日前，國家質檢總局緊急在全國開展了嬰幼兒配方奶粉三聚氰胺專項檢查並公佈了階段性檢查結果。全國目前共有175家嬰幼兒奶粉生產企業，其中66家企業已停止生產嬰幼兒奶粉。此次專項檢查對其餘109家企業進行了排查，共檢驗了這些企業的491批次產品。專項檢查顯示，三鹿等22家企業69批次產品檢出了含量不同的三聚氰胺。（9月17日南方網）

國家質檢總局公佈的階段性檢查結果還表明，被檢企業中，只有廣東雅士利的嬰幼兒配方奶粉出口到了孟加拉、緬甸、葉門3個國家。經對留樣檢測，未發現三聚氰胺。供應北京奧運會、殘奧會的乳製品均未檢出三聚氰胺。

為什麼出口的和供應北京奧運會、殘奧會的乳製品均未檢出三聚氰胺，而賣給國內消費者的則含有三聚氰胺？這種現象該作如何解釋？是奶粉生產企業顧及國家的國際形象，不將不合格產品賣給外國人，還是國家質檢部門對出口產品嚴格把關？同樣的企業生產的產品為什麼“內外有別”？難道我們自己同胞低人一等？難道我們自己同胞的生命不值錢？

我認為，國家對食品出口特別是供應北京奧運會、殘奧會的食品嚴格檢驗，生產企業不敢貿然將這些產品賣給外國人或者提供給北京奧運會、殘奧會參與者食用。這樣做無疑會“飛蛾撲火”，自我毀滅。“聰明”的企業家們絕對不會這樣做。將這些“問題產品”賣給國內消費者更保險，利潤空間更大。由此可見，什麼樣的乳製品合格，什麼樣的乳製品不合格，生產者心知肚明。這也表明，只要對食品監管得力，生產者就不敢心存僥倖，不合格的食品同樣不敢貿然流入國內市場。

這些企業，打著品牌的幌子，販賣偽劣產品，坑害消費者，殘害同胞的健康和生命。這是誠信的缺失、良心的泯滅，是對法律的踐踏和另一種形式的草菅人命。他們的所作所為十分可惡。我們有理由感到憤慨。

市場經濟本質上是法制經濟。在法制經濟還不健全、企業家們的社會責任感還不強的情況下，什麼質量認證，免檢產品都靠不住啊！我們能做的就是嚴格食品質量監管制度。千萬不能以為搞了質量認證，定了免檢產品就萬事大吉了。

蒙牛集團歧視大陸消費者的背後

9月19日，蒙牛的姚同山同志，在香港一場新聞釋出會上，本著在什麼地方取悅什麼地方人的言說原則，說了一句傷透大陸人民心靈的話：“蒙牛供應香港的產品比大陸出現問題的機率要小得多”。

這句話難以讓大陸人接受，卻道出了一個長久以來出口行業的事實：那就是，多數企業在產品質量方面，實行出口與內銷雙重標準。

為什麼？

是這些中國廠商崇洋媚外嗎？還是中國廠商患有恐外症？把最好的商品出口到境外，把不好的商品內銷到國內？非也。

真實的原因很簡單，那就是歐美日等國家和地區嚴格的進口商品檢驗檢疫和質量監控體系。而且，類似於香港這種法治社會的市場管理官員很難用中國式的手腕擺平。換句話說，這些國家或者地區的管理部門很難糊弄與擺平。

於是，善於適應不同環境的中國廠商，很快與國際接軌，積極參與各種質量體系認證，最終使自己的產品質量達到了發達國家的標準。而且，領教了發達國家那種法治社會的威嚴後，這些中國廠商也不敢欺騙發達國家的消費者。

所謂橘生淮南則枳，中國廠商之所以敢實行出口與內銷雙重標準，乃是出口目的地國家與中國市場環境的差異，換句話說，中國的市場管理水平存在很大差距，一些執法人員很容易被金錢擺平。

在歐美日那樣的徹底的市場經濟國家，政府與企業之間相互獨立，司法也不敢過多的偏向企業。當千千萬萬的消費者受害時，這些消費者很容易得到律師的幫助，而律師出於可以從企業鉅額賠償中抽成的利益考慮，也會積極地幫助這些消費者贏得與企業的訴訟。

於是，我們看到歐美日國家的企業在本土越來越老實巴交，其產品的說明也越來越詳細，因為一個消費者出事，律師就有可能幫這位消費者獲得上千萬美元的賠償，而如果企業賠不起，那只有破產關門了。

歐美日政府會眼睜睜的看著企業被受害的消費者和律師玩兒死？會。他們不會為了保護那些無良企業而阻止這些消費者的集體訴訟。

這種環境下的企業，無論資本來自何種國家，又怎敢拿消費者的生命當兒戲？而這些環境的先進經驗就是：政府可以在企業中擁有因投資所帶來的股份，但是，一旦企業與消費者的利益發生重大沖突，政府不能偏袒任何一方，完全由司法體系獨立的解決企業與消費者雙方的問題。

因此，三鹿毒奶粉事件的發生，不是市場經濟的錯，而是與三鹿等大牌企業不清不楚的公權力的錯，否則，為何有那麼多的官員需要因為這個事兒引咎辭職？

三鹿等企業製造了這麼滅絕人性的醜聞出來，實在讓人痛恨。可如果直接關門破產，那些腎石嬰兒的醫療問題誰來解決？政府解決？難道納稅人上繳的稅收就是為了給這些流氓企業擦屁股的嗎？

因此，最好的作法是效仿西方國家，把受害者家屬集中起來，僱傭一個律師團，對三鹿集團進行集體訴訟，動用人民戰爭的力量把錢從三鹿集團這個惡狼口中掏出來，解決受害者家屬的長期問題。

在三鹿集團與受害者家屬的法律對峙問題上，政府最好還是袖手旁觀，讓司法體系獨立解決雙方問題，不要輕易的被三鹿這個流氓牽連玷汙了形象。畢竟，如果受害者家屬的訴求得不到解決，這種刻骨怨念會越積越深，而三鹿的毒奶粉使近萬名無辜嬰兒輸在起跑線上，傷心父母們情何以堪？

而如果三鹿這個標誌性流氓品牌竟然被政府保護了下來，並避免了受害者家屬的集體訴訟，那以後豈不鼓勵出更多的流氓企業出來？更可怕的是，這樣的話，不但三鹿這樣的本土流氓企業會更加變本加厲，連歐美日國家的原本很老實巴交的企業也可能在中國學壞，在中國投資建廠搖身一變變成專欺負大陸消費者的洋流氓了。

沒有普世價值，就沒有普適牛奶

三鹿事件爆發後，國產品牌幾乎全部陷落。經歷20年開拓發展起來的內地乳製品行業，一夜之間幾乎面臨生死存亡。有外媒指出，中國的食品危機其實遠非僅止於牛奶行業，三鹿事件只是中國食品行業不小心被擠破的一個膿包而已。抗生素武裝起來的大閘蟹，避孕藥養大的黃鱔，還有毒韭菜，毒粉絲等等，每天還在端上我們的餐桌。三鹿事件後，國外品牌的牛奶銷量大增，據說現在許多內地父母，都遠道香港去購買國外奶粉，香港市場外國品牌奶粉的銷量立即陡升四成。現在的消費者不但不相信中國的產品，甚至連內地的市場都不相信，只有到香港買來的外國奶粉，才敢放心讓自己的孩子食用，真是可悲可嘆！

面對今天的危局，政府在進行風暴般的行業整治和行政官員的問責，但食品行業整體性危機，真的能夠透過全面圍剿三聚氰胺來挽救嗎？稍有理智的人，可能都不會輕易地如此樂觀。接下來的問題是：如何才能讓奶農們擠奶的時候，不要因為利潤往裡面摻加水和三聚氰胺？如何讓我們的企業嚴格監督產品質量，生產出和外國奶粉同樣品質的牛奶？如何才能讓每一個普通公民，都能吃到和外國消費者一樣健康可靠的食品？

前些天，司馬南先生就“普世價值”的話題向《南方週末》連續提出詰問，但是，在三鹿事件發生後，卻未見這位以反偽科學起家的司馬南站出來發言。我不知道面對今天的局面，司馬先生會不會讓自己的孩子喝國產的奶粉。反躬自問，我自己實在沒有這樣的勇氣。之所以要問這樣看似有些不夠厚道的問題，是因為在筆者看來，單純地討論普世價值是否適應中國，可能永遠也沒有“正確”答案，但是，我們不妨將抽象的理論討論具體化，我的觀點是：今天中國普遍的食品行業危機，正是根源於全社會缺少對普世價值的認同。拒絕普世價值，也就不會有普適牛奶！

我們知道，市場經濟的基礎，就是信任。也就是說，我們在市場上購買別人的商品，首先假定生產者不會因為趨利而坑害我們，否則，交易就無法完成。但是，現在許多食品生產者，可以為了讓鴨蛋顏色好看往裡摻蘇丹紅，可以為了防腐往火腿裡倒敵敵畏，為了經濟利益往牛奶裡新增尿素和三聚氰胺，如此令人脊背發涼的行徑，已經喪失了最起碼的敬畏之心，對生命最起碼的尊重。當一個行業的生產者和經營者普遍喪失了基本誠信，當他們生產出來的食品他們自己都不敢食用，怎麼能指望他們願意為質量而付出，願意為他人的健康而負責。

其次，沒有有效監督的政府，不會自動成為一個為人民服務的政府，也更不可能成為消費者的利益維護者。食品行業的普遍危機，和質檢，農業，畜牧部門長期以來的失察失責有直接關係。食品行業的經營者都知道，這些政府職能部門，在平時熱衷收費，提供公共服務時則草率敷衍。三鹿事件爆發後，石家莊市政府首先想到的不是患兒的身體健康和生命，而是為了維護自己的一己私立想辦法瞞報。這一切的根源都在於，政府的權力不受約束，人民的權利沒有的得到彰顯。試想，如果我們的政府在提供公共服務的時候不得向徵收費用，在決策前首先要在立法機關進行公開辯論，行政官員如果不能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就要受到民意機關的追究，無良企業在作惡之初我們的新聞媒體就能自由地報道。三鹿事件是否可以避免？

再者，一個健康的市場，還仰賴公民的合法權利受到充分保護，和公民自治性組織的積極作為。公民權利受到充分保護，企業就不敢在質量上懷有僥倖心理，因為一旦敗露，面臨的可能就是鉅額懲罰性賠償。看看三鹿的作為，在八月份就知道產品危害消費者的情況下，他們仍然收買媒體封口，刻意隱瞞實情，拒不公開召回毒害產品，這樣的企業，竟然還有人呼籲放他一條生路。如果在法制健全的國家，僅僅應付賠償一項，三鹿早就申請破產保護了。而我們許多地方消費者開了封的三鹿奶粉至今都無處退還。另外，公民自治組織的發展，必將能夠建立起民間第三方的食品檢測體系。這樣的好處是，一旦政府治理失效，還有民間制度發揮作用，整個市場不至於陷於萬劫不復。但是，我們現今的社會，政府強大到足以支配一切，整個社會的安危亦完全繫於政府的良心和效率，懸河累卵一旦潰決，民眾的入口食品就變成了毒藥，究其原因，還在於公民權利的弱勢地位。

有人可能會問：到底什麼是普世價值？毫無疑問，對生命的尊重，對道德的敬畏，對誠信的恪守，對公民權利的保護，對政府權力的監督，都是！

有賢者道：拒絕普世價值，就沒有同一個夢想。而我要說，沒有普世價值，也就沒有普適牛奶！沒有同一夢想，世界會陷入仇恨，戰爭，而沒有健康普適的牛奶，我們整個民族，都將患上結石！

能太空漫步的民族沒理由做不好“奶粉”

昨晚21時10分4秒988毫秒，神七飛船搭載3名宇航員勝利飛天，國家863重大科技攻關專項載人航天工程A項（嫦娥登月為B項）由此跨出關鍵性的第二步。不僅我們自己，整個國際宇航界都不存任何爭議地把神七飛天視為中國載人航天事業跳躍式追趕的又一個重要里程碑。

這還不是本次載人航天飛行的精彩華章所在。真正的好戲將定格於27日晚間——當飛船沿預定軌道飛行至第29圈時分兩場上演：先是宇航員翟志剛出艙太空漫步；再是一顆足球般大小的伴（衛）星將由飛船釋放，並在預定軌道繞行數圈後，重新由飛船回收。

從神一到神七，中國費時9年；從首次載人飛行的神五到預設太空漫步的神七，我國只用了短短3年。身居全球載人航天第三位次，我國太空漫步比美俄晚了40餘年。然而，我們中國人首次漫步太空，既不是簡單的技術重複和太空參與，更不是圖個“中國人到太空一遊”的虛名。掙脫地心引力，飛向浩渺宇宙，探尋未知世界，開闊心胸和眼界，必將鼓舞和激勵中華民族推動社會進步，繼而早日融入當代世界主流文明。

據報道，神七飛船由12萬個零部件、元器件組裝而成，是當代“中國製造”——“尖端製造”的經典之作。既然我國的“尖端製造”能做到如此美輪美奐，那麼把我國的“普通製造”做成更加盡善盡美，當不在話下。但凡國人具有邏輯思維能力，得出這個結論，應該不存疑義。

然而，當代“中國製造”的水平並未形成正常的金字塔結構，越是技術含量低、生產工藝簡單的產品譬如奶粉和奶製品，時不時“拆爛汙”很“正常”，搞得傷天害理不足怪。就在翟志剛、劉伯明、景海鵬組成神七飛行團隊公開亮相的同一時刻，由新華社釋出的一則訊息說：“截至24日晚9時，全國各級工商部門出動執法人員278萬人（次），下架退市問題奶7899噸……”

能造出質量過硬的飛船，卻生產不了讓消費者放心食用的奶粉，不是某些國人無能的問題，而是某些國人“無心”的難題；不是廠家和機構檢控技術不過關的問題，而是想不想認真檢控的難題；不是法紀有無的問題，而是法紀廢弛，形同擺設的難題；不是品質控制工藝規範不完備的問題，而是整個民族對產品品質及浸潤其中的品質文化缺乏敬畏的難題。

不同的品質文化可使武柴新生或死亡，能夠造出飛船卻做不好奶粉，當各級執法機構和職能部門正為重新挽回中國奶業和普遍的“中國製造”之內外形象疲於奔命時，公民和社會，企業和政府，該同步思考並推進中國品質文化之重建——這何嘗不是深化改革開放，重塑國家形象之根本要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