落顏顏092 2016-05-17

“癌症算什麼，我就不當成病。忘我工作，也忘了病痛的折磨。”經歷了17次手術，醫生宣告生命已經進入倒計時，文建明居然能夠“死裡逃生”5年。見過文建明的人，都說他不像病人，都想知道他對抗癌症的秘密。 “我知道他身體有病，一直叫他去醫院看看，他哪聽啊，總說工作忙。”妻子鍾玉珍介紹，1995年，文建明就查出是乙肝攜帶者，“這哪是病嘛，全國幾億人都攜帶這個，”對於妻子的警告，文建明哪裡聽得進去，“工作忙嘛，乙肝病毒又不要命，你擔心啥子！”

一次下鄉的途中，文建明突然流鼻血不止，出血量大得嚇人。幾個基層幹部趕緊護送他到縣人民醫院檢查，因為是鼻腔血管破裂，他這才不得不丟下工作，住院手術治療。出院後的當天，他家都沒有回，就跑到單位去上班了。

2003年，文建明被查出患有早期肝硬化。他依舊每天忙忙碌碌，實在是痛得受不了了，就兩手按住腹部，等那一陣子痛過後，又堅持上班。

文建明病重的訊息，很快被縣上一位領導知道，領導狠狠地批評了文建明：“莫得身體，你拿啥子幹工作？”

這一回，文建明妥協了。丈夫要去南充治病了，鍾玉珍按捺不住內心的喜悅，歡天喜地地將衣裳、棉絮、鍋碗瓢盆，收拾了好幾大口袋。

可檢查結果，卻讓鍾玉珍痛不欲生：丈夫得的是原發性肝癌。

拿著化驗單，鍾玉珍暈倒在醫院過道里。醫生一直說是肝硬化，咋是肝癌呢？雙腿猶如灌滿了沉重的鉛，從檢驗室到病房幾分鐘的路程，鍾玉珍足足走了半個多小時。“我躲躲閃閃，他看出了問題，輸完液後直奔醫生辦公室，當看到肝癌的結果後，沉默了很久。第二天早晨起來，雖然沒有說什麼，我卻發現他的枕巾，溼了一大片……” 2005年11月初，文建明的第一次手術，在成都進行。“吃過早飯，就進的手術室；下手術檯，太陽都落坡了。”鍾玉珍說，術後右腹腫大，原以為文建明會在病床上呆很久。第二天，他醒來就拔掉身上的管子，“我不缺氧，不要這些。”兩人將他從病床上扶起來，文建明說要到陽臺走走，沒想到摸出手機，竟然在問鎮上的“十好家庭”評選程序如何了，“那一刻，我真的憤怒了，你到底還要不要命！我不管你是什麼鄉鎮黨委書記，什麼國家幹部，我只知道你是孩子他爸，我的丈夫！”鍾玉珍一把搶過丈夫的手機，病友們怔然，不知發生了什麼。

手術後的第十天，文建明出院了，“醫生喊我們，回去準備後事，說他這病沒治頭了。”鍾玉珍一路哭著，乘火車回營山。

“我就不信要死了，你莫哭。”火車上，文建明安慰妻子。回家第二天，文建明揹著妻子，騎上那輛老式28圈的淡綠色腳踏車，又上班了。城南鎮鎮長白秀華見了，連說幾個“不可思議”：“人家癌症手術，醫院要呆幾個月，家裡休養一年半載，他手術後一週多時間又回來，而且騎車來上班。”

更讓人不可思議的是，4年來，文建明已經做了17次肝癌手術，“每次只請一週的病假，就像細娃兒（注：營山方言，就是“小孩子”）趕場一樣。”文建明說他已經坦然面對死神的威脅，“我最多就是先走一步，只要活著一天，就要把群眾的事情辦好。” 那時文建明已是營山縣的知名人物，看到他經常騎著腳踏車進社群、下農村，好多人懷疑：他到底有沒有病？

2006年4月，城南鎮化育橋社群居民羅洪川出獄，他平日小偷小摸慣了，生活無著落。“試著去找文書記，看看他是不是別人說的那麼好。”

一天中午，羅洪川來到鎮書記辦公室，踢了幾腳門，旁邊一名幹部說，文書記在縣醫院輸液，有什麼事下午再來。“老子殺過人、坐過牢，今天見不到文建明，就要殺人。”那名接待他的幹部，撥通了文建明的電話：“小夥子，我也是判了死刑的人，有啥事我們見面再說。”

十分鐘後，羅洪川看見一名中年男子從計程車下來，右手扎著針管、左手舉著輸液瓶，“還裝得像哦。”羅洪川根本就不相信，眼前這名男子患有重症，開門見山說要錢、吃不起飯。

辦公室裡，文建明安慰羅洪川：“世上沒有過不去的坎。”這時，一名中年婦女衝了進來：“文建明，你究竟是要命，還是要工作？”羅洪川后來才知道，中年婦女就是文建明的妻子。“文書記是偷偷溜出醫院的，來見我這個‘二進宮’的人啊！”文建明後來給羅洪川找工作、介紹媳婦，現在小孩已經兩歲多了。羅洪川很感激：“是文書記給了我這一切，給了第二次生命。” “看到同事，我就來勁，又可以研究工作了。”文建明毫不忌諱說自己就是“工作狂”，喜歡群眾來找他辦事。

不喝酒，不抽菸，不玩牌，平時連電視都很少看。文建明就是兩件事：治病和工作。“病也不當成病，工作忙就忘了，這反而成了治病的良藥。”對文建明來說，對他最大的處罰，就是讓他回家休息，“不工作，好人都要耍出病來。”鎮上建了一個服務110，群眾有什麼困難，打電話幹部就得到場，身為鎮黨委書記的文建明從不關手機，隨時接聽群眾的訴求。

說起抗癌，文建明又來勁了，“就像研究工作一下，我也喜歡研究自己的病，自己對藥物的反應。”幾年摸索中，文建明無師自通，研製了一服“補藥”：人參、黃芪、大棗、當歸、枸杞。“道理很簡單，這都是中藥中的補藥，就綜合在一起，劑量大小再摸索。”開始將這5味補藥切細，和鴨蛋蒸，發現因時間用火不一致，簡直難以下嚥；後來，將5味藥一起熬，藥水再煮鴨蛋，效果居然出奇地好。每天早上，鍾玉珍天剛亮就起來熬藥煮蛋，“天天吃稀飯，喝補藥，身體看起來就像常人一樣。”

騎輛腳踏車，車兜裡放個藥罐，走到哪兒，都可以喝上兩口——作為全省道德模範，文建明作為報告團成員之一，在川內巡迴做了十回演講，鍾玉珍就跟在一起，“住賓館都要偷偷摸摸熬藥。”

全國優秀鄉村醫生、營山縣城南鎮村醫侯方傑，曾多次為文建明號脈拿藥，他也曾研究過這名奇特的癌症病人：不把癌症當回事，天天忘我地工作，奇蹟就發生了。 “就像我經常研究如何對付癌症一樣，我也經常研究治理‘機關病’的辦法”，採訪中，文建明多次津津樂道他的土板眼兒，卻能有效整治機關人員的懶和散。“這方法在哪都管用，就是看敢不敢逗硬！”

自制“戒賭牌”全鄉幹部遠離牌桌

這一塊小小的木牌，20釐米高，正面畫有一個警鐘，警鐘兩邊各畫一隻眼睛，眼淚汪汪。警鐘面一男一女正圍繞一個“賭”字打架。木牌背面印有《戒賭歌謠》全文，共8句，128字，律詩形式，對仗押韻。營山縣鐵頂鄉部分幹部至今還儲存著這塊小木牌。

文建明剛到鐵頂鄉任職不久，發現部分鄉幹部愛好賭博，透過明察暗訪，他掌握了一些幹部參加賭博的真實情況。一天晚上，文建明悄悄起床，將幾個打麻將的幹部當場抓獲，集中到小會議室進行一場別開生面的教育。

給每人發放《戒賭歌謠》，這是文建明自己編寫的，要求參賭人員像小學生那樣，整夜高聲誦讀，不能打瞌睡。第二天中午，幾個參賭人員昏昏欲睡，連連告饒。文建明立即召開全鄉戒賭大會，會上，那幾名參賭鄉幹部先作檢討，每名鄉幹部領到一塊特製的“戒賭牌”，此後，全鄉幹部遠離牌桌，一心一意推動全鄉各項工作。 城南鎮政府大院裡，有一個很大的綠色郵箱，文建明說它有特別的用處：裡面沒有一封書信，卻是一頁頁簽到簿。簽到簿咋會放在郵箱裡呢？“機關考勤很考手藝，咋個科學合理呢？”

買不起指紋機，莫法用指紋考勤；曾用過打卡考勤，代為打卡的現象時有發生……用了幾種很“潮”的新辦法，文建明發現效果都不理想。反覆實驗後，文建明又啟用最原始的辦法，像當初那樣簽名報到。簽到簿就放在黨政辦，每天9點前，每名工作人員必須親自到場簽名。沒幾天，黨政辦主任又來訴苦：“文書記，有的來晚了，也要求補籤，都是同事，又拉不下情面！”咋個解決這一新問題呢？文建明抬頭看見了底樓窗戶上的郵箱，反正也沒用，每天9點鐘，準時將簽到簿塞進郵箱，“鑰匙在文書記那裡，莫法補簽了。”

郵箱每個月開一次，統計出每名工作人員的出勤率。簽名處監控，避免找人代簽。“這種原始和現代技術相結合的土辦法，根治了長期以來鄉鎮考勤的諸多問題，”文建明介紹，為體現人性化管理，每天上午預留了半個小時的時間，8點半上班，9點簽到都算數。中間臨時有事外出，必須到黨政辦寫明外出事項，以備查驗。 城南鎮二樓文建明的辦公室裡，電視上顯示底樓“村務集中辦公大廳”的每個角落，甚至在牆角的菸頭都清晰可見。村幹部如何為老百姓辦事，一舉一動，全在鎮黨委書記文建明眼皮底下。“我主要是監控他們到崗情況，看他們對老百姓的態度，更重要的有一種威懾感，讓他們認真對待老百姓的每一件大事小事。”文建明介紹，當初一些村幹部得知他在二樓監控，跑上樓來和他理論，“這也太侵犯我們的隱私了，一舉一動都沒自由！這個違不違法哦？”

文建明搬出自己的土道理：“上班時間，就沒得自己的個人隱私，何來侵犯？難道還想在工作時間，辦公地點耍流氓不成！”村幹部悻悻而去，找不出反駁的理由，只有規規矩矩上班。

去向牌上寫的下鄉，實際上可能在哪家茶樓喝茶了。文建明又是如何監控鄉幹部的“外出”行為呢？“去向牌上，莫煉副鎮長寫的是到保真村，我這兒可以檢視他的行蹤”，電腦上，莫煉的手機號顯示他正朝保真村方向移動，“這是移動和電信推出的新技術，用GPS定位鄉幹部的行蹤，”也有鄉幹部強烈抗議，“我只是備查這些人下鄉是不是真實，配合他們在村上用座機打電話，填寫下鄉調研表。這是新技術下的土辦法，管用。沒人敢在上班時間坐茶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