易書科技 2019-01-14

王雱（1044～1076），字元澤，王安石之子。據說他是王安石變法時的得力助手，曾參與新法的策劃和制定，在新法的推行過程中也起過不容忽視的作用。然而，時人對其為人與智力及有關方面的描述和評價或睿智神奇。或尖刻貶損，或駭人聽聞，令人大惑不解。

《宋史·王安石傳》後附有王雱的簡傳，說他“性敏甚，未冠，已著書數萬言”。十三歲的時候，聽到軍人談論西北邊境之事，曾說：“此地應採用安撫的辦法去保有。如果讓西夏得到此地，則敵強而邊患不止矣。”後朝廷派王韶開熙河，安石也力主同意其策略，就是聽了兒子的這番話。其描寫，簡直就是一神童。王安石也曾題詩：“斯文實有奇，天豈偶生材。”盛讚其兒子的才華。

治平四年（1067）舉進士，授旌德縣尉。“作策三十餘篇，極論天下事”，可以說對當時社會作了相當的研究，才能如此馳騁筆端。“又作《老子訓傳》及《佛書義解》，亦數萬言”，看來對道家、佛學都有相當的造詣。王安石欲擴大其影響而引起朝廷的重用，就將兒子所作策文及注《道德經》鏤版鬻於市，說明其學問還有一定的市場效應。皇上召見，除太子中允、崇政殿說書之職。乃至學校科舉新法改革時，《三經新義》中二經《詩義》與《書義》，受詔撰寫，又擢天章閣待制兼侍講。“書成，遷龍圖閣直學士，以病辭不拜”。可見其對儒家經典也是熟能生巧，而可另闢新義。三十歲不到，已儼然一學問大家。

不過，《宋史》其《傳》還說他“為人慓悍陰刻，無所顧忌”，“睥睨一世，不能作小官”。主要是“安石更張政事，雱實導之。常稱商鞅為豪傑之士，言不誅異議者法不行。”《邵氏聞見錄》也說：王雱“心險惡，凡荊公所為不近人情者皆霧所教”。二書都記載了這樣一個故事：熙寧二年（1069），王安石執政，設定三司條例司為新法主持機構，任用太子中允程顥為僚屬。一天盛暑，安石與程顥在家中對坐議事，王雱赤著腳，披頭散髮，手中拿著婦人的冠帽走了出來。問父親道：“你們在談些什麼？”王安石說：“因為新法數次受到人為的阻撓，正與程君商量呢。”王雱以一種極為輕慢的姿勢坐下，然後大大咧咧地嚷道：“砍韓琦、富弼的頭於市，則新法就可實行了。”安石馬上說：“我兒說得不對。”程顥正色道：“正與你爸討論國家大事，子弟不應干預。請退下。”王雱才快怏不樂地走了。

這裡，王雱是個狂妄自大，不知禮儀的公子哥兒，根本不像是個飽讀碩學之青年。李紱《穆堂初稿·書邵氏聞見錄後》辯誣道，元澤以治平四年登進士第，明年即熙寧元年授旌德縣尉，遠宦江南。所以安石與程顥在熙寧二年議新法時，元澤並未在京。要到熙寧四年，召為太子中允、崇政殿說書，元澤然後才入京，而這時程顥因為政見不合離京外任已年餘了，所以不可能發生王霧聽安石與程顥議政之事。同時，程顥是熙寧二年八月任條例司官，次年五月已外放為地方官，任此官始於深秋而訖於初夏，中間並無盛暑之日。因此上面描述元澤赤腳披髮之盛夏情形，也顯屬捏造。再者，韓琦、富弼年輩都在荊公之前，且曾為宰執，是時德高望重，絕非程顥可比。程顥長元澤僅九歲，第進士也只早十年，且時為安石官屬。而王雱敢對韓琦、富弼大喊“斬首”，卻被程顥正色一斥，便即避去，這於情理也實在說不通吧。可見此故事不但是明顯偽造，且是邵氏所錄中“最駭人聽觀者”。

此外，魏泰《東軒筆錄》記載了王家的一段生活瑣事：王雱娶同郡龐氏女為妻，年餘生有一子，王雱以此子相貌不像自己，懷疑不是自己親生，就千方百計想殺害他，最後此子竟被驚嚇而死。王雱與其妻也就日日爭吵。安石知道是兒子有病，而媳婦並無過錯，如果就這樣讓其夫婦離異，恐其媳婦要背黑鍋而擔惡名，就另外選擇了一夫家，把她改嫁了出去。這時，工部員外郎侯叔獻去世，侯乃安石學生，關係甚好。侯的妻子魏氏，為人潑辣，且在侯死後不守婦道，輕薄招搖。荊公便上奏朝廷，把魏氏逐出侯門而歸本家。京城有諺語說：“王太祝生前嫁婦，侯工部死後休妻。”

魏泰是當時變法派官員曾布的妻弟，章悖也數次對他稱讚有加，同時與王安石本人的關係也不錯，甚至可以說是王雱的朋友。《玉壺清話》就載有，元澤病中，魏泰去探訪的事情。如果說邵伯溫由於反對王安石變法，而要在自己的書中對其造偽誣毀，那麼魏泰似乎沒有什麼理由要如此中傷自己的朋友。何況，與王安石同朝為官的孔平仲，其所著《孔氏談苑》中也載有相同的故事情節，直指王雱“不慧”，說他雖娶妻，卻不能過正常的家庭生活，王安石憐惜其無辜的媳婦，所以另擇人嫁之，而王雱處之泰然。並錄有相同的諺語，說明此諺語確實曾一度在京城流傳。此外，《墨客揮犀》、《聞見雜錄》諸宋人筆記也都記載了略為相同的故事，看來不像在集體造假。

那麼為什麼會發生這樣離奇的事呢？王雱有什麼病呢？《東軒筆錄》說：“王荊公之次子雱。素有心疾……荊公知其失心”。王闢之《澠水燕談錄》也稱：“王荊公之子滂，少有心疾。”古人所謂“心疾”，往往指其腦子有毛病，所以或稱：“失心”、“不慧”。如果說王雱的腦子有病，怎麼會有如此眾多的著述？有的還是受詔撰著的。怎麼又能勝任太子中允、崇政殿說書、天章閣待制兼侍講諸職呢？如何又能參與新法的制定和推行呢？有學者認為，史稱元澤未冠就著書數萬言，不像是腦子有病。如果說是不能過正常的家庭生活，或應是病痿。“不然，人即失心，亦無遽嫁其婦之理，荊公雖執拗，當不至是。”可惜，王雱的著作多已散佚，僅《南華真經新傳》傳世，其才學到底如何，也已無法考實。

近人餘嘉錫博採群書，認真考辨，得出王安石有二子，後人弟冠兄戴，以至搞錯的結論。他從《續資治通鑑長編》中查得，王雱“先病瘍，後病疽，不治而死”，所以其並非死於“心疾”。又在《宋會要輯稿》等史籍中找到王勇曾有一子一女，及其妻在政和初卒於夫家的記載，證實王雱的家庭生活正常，不存在生前嫁婦的怪事。再從《名臣碑傳琬琰集》中得知，王安石應有二子：王雱與王旁。於是斷言：患“心疾”者為弟弟王旁，生前嫁婦當然也是王旁。而雱與旁二字，形聲相近，後人只知有霧而不知有旁，刻書者、校書者凡見王“旁”盡妄改為王“雱”，以致弟冠兄戴。所以《澠水燕談錄》中：“王荊公之子滂，少有心疾。”其“滂”即“旁”。而《東軒筆錄》中應是“王荊公之次子旁，素有心疾。”此說頗具說服力，如無其他有關史料的再發現，可說此謎得到一定程度的破解。

不過，王雱枉擔近千年有“心疾”的虛名或可擺脫了，但他與王安石變法之間的關係，仍然撲朔迷離。有學者指出：王雱治平末、熙寧初就遠宦江南，而在熙寧二、三年王安石變法最關鍵的開創階段，他幾乎是無法參與的。所以在呂誨等人彈劾王安石變法的奏章中，未嘗有一言論及其子。等到熙寧四、五年，王雱回到京城，變法已次第盡行且初具規模。所以有人以為王安石變法中許多內容，其子都參與策劃和制定的說法應是有問題的。其後，王安石也不是什麼都聽其子謀劃，如變法後期，王安石與呂惠卿不和麗公開相傾，王雱組織官員彈劾攻擊呂惠卿，並夾上有關文書私自送到審案部門。昌惠卿得到情報，向神宗告狀，說安石“違命矯令，罔上欺君”。“帝以示安石，安石謝無有，歸以問雱，雱言其情，安石咎之。憤恚，疽發背死”。（《宋史·王安石傳》）其矛盾錯綜複雜，王雱在其父的變法中的作用封底處於一個怎樣的地位？為什麼後來一些反對變法者往往要將有些惡名加在王雱的身上？仍然說不清楚。或者說，王雱的為人還是一個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