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機使用者66479 2016-06-04

巴富爾在上海辦成的第二件大事，就是本章開頭介紹的簽署《上海土地章程》。

簽署這個章程屬於上海開埠的規定動作之一，目的是為了讓登陸上海這個通商口岸的英國商人和其他外國人有地方可住。

相信21世紀長大的中國人一定會很不理解，人家要到你這個地方來做生意是好事呀，互通有無，彼此雙贏，何樂而不為，為什麼你要死關著國門不讓進呢？

用160多年後的腦袋瓜子的確理解不了，為什麼當時的中國政府會選擇閉關鎖國作為基本國策。在北京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的特藏庫中，至今儲存著18世紀末英國國王喬治三世寫給清廷的一封信。第一歷史檔案館為這封信取的題目叫《大不列顛國王請求中國皇帝積極考慮他的特使提出的要求》。信由英王派遣的特使、英國駐孟加拉總督馬戛爾尼勳爵於乾隆五十七年（1792年）啟程帶往中國。信中提出的要求有：一、允許英國商船在中國的舟山、寧波、天津等處登岸經商；允許英國商人在北京設一貿易棧房（洋行）買賣貨物；允許英國人在華自由傳教。

二、在舟山群島和廣州附近各指定一塊地方（或小島），作為英商居留地，供自由往來居住和靠泊商船、存放貨物。

三、對英商從澳門發往香港的貨物實行免稅或減稅。

四、向北京派出常駐使節。

馬戛爾尼1792年9月26日從英國普茨茅斯啟程，直到1793年7月25日（乾隆五十八年六月十八日）才到達天津大沽。表面看來，馬戛爾尼此行是來向83歲高齡的中國大皇帝拜壽的，其隨身所帶的天文地理儀器、樂器、鐘錶、氈毯、車輛、武器、船隻模型等賀壽禮品，價值高達1。3萬多英鎊，的確像是一份厚重的生日賀禮，但實質上，英王交給他的秘密使命是：

取得以往各國未能用計謀或武力致獲的商務利益與外交權利。

至於這種利益與權利的具體所指，英王的解釋是：使中國這個“龐大的帝國成為我們本土製造業和印度的市場”。

這是一個未必高尚但也算不上多麼卑鄙的目的，有什麼好保密的？然而兩百年前的政治思維和利益格局不是我們今人可以理解的。

讓我們更難理解的，是已進耄耋之年的乾隆的清醒的迴應。

馬戛爾尼使華之際，正逢“康乾盛世”，所謂“天朝上國，無所不有”的乾隆皇膨脹無比，自認為“天朝所管地方最為廣遠”、“天朝統馭萬國”，大清的一切無不優於歐洲“蠻夷”。當他得知英國人除了來賀壽，還有別的企圖時，原本樂樂呵呵的一張臉頓時耷拉了下來，對英王的請求斷然拒絕：“天朝尺土皆歸版籍，疆界森然，即島嶼沙洲，亦必畫界分疆，各有專屬。”同時在敕諭，也就是專門發出的檔案中，逐條批駁了英方的要求，最後“念爾國僻居荒遠，間隔重瀛，於天朝體制遠未諳悉，是以命大臣等向使臣等詳加開導，遣令回國”，把人家馬戛爾尼很不客氣地趕了回去。這是中英有史以來的第一次官方接觸，其結局等於為後世確立了一個範例，規定了一種模式，皇子皇孫們焉得突破？

1816年，也就是馬戛爾尼使華的24年後，先前的皇子顒琰，現在已經變成了皇帝老子，改年號嘉慶，英倫又派出了阿美士德來華。嘉慶帝還不如他乾隆老子大度，非逼著人家行三跪九叩禮不可，嚇得阿美士德“忽患重病，不能行動”，什麼也沒談成就被嘉慶“降旨將該貢使等即日遣回”了。

嘉慶還有一通“敕諭”，讓阿美士德帶給英王，口氣不啻於老子訓兒子：“俟後毋庸遣使遠來，徒煩跋涉。但能傾心效順，不必歲時來朝……”

聽聽這話：只要你小子全心全意地孝順我，就不必每年派使臣長途跋涉來朝拜啦——普天之下，還有比咱皇帝老兒自我感覺更良好、更自戀的嗎？

到後來要不是“小子”翻臉打了“老子”，強行拿走了他們和平協商沒能得到的東西，“老子”良好的自我感覺恐怕不會消停。

“夷夏之大防”的觀念始於中原文明的始祖孔老夫子。在他老人家看來，中原地區周邊的夷狄即使有君主，也不如中原的君主哪怕都死光了呢（原話為“夷狄之有君，不如諸夏之亡也”）。夷狄者，不開化，缺教養，短識少禮，失規逾矩之謂也。孔夫子用這個詞，是因為他一腦門子大漢族主義，根本看不起一切非中原（諸夏）地區，滿族其實也在他貶稱的“夷狄”之列。事實上，辛亥時期，一些激進的思想家，就曾從“夷夏大防”的觀念出發，引申出“滿漢不容”的褊狹口號。連孫中山都把“驅逐韃虜，恢復中華”引了章程，以鼓吹革命，倡言共和。卻不料距孔子兩千年後，先辛亥一百年前，被漢化了的乾隆、嘉慶，竟然也皈依了儒教，接過至聖先祖的衣缽，對西洋來的“夷狄”嗤之以鼻了。

中國禁閉森嚴的鐵幕從此轟然落下。

這也等於告訴了那些正在強盛起來的資本主義，試圖在兩個處於不同社會階段且互不理喻的國家之間進行（和平的）資本主義式的交換，就相當於在兩個落差懸殊的橋墩上架橋，成功的機率幾乎為零。

被饗以閉門羹的英國人於是總結道：“大不列顛應攻打中國沿海各地，佔領京城，將皇帝逐出皇宮……應該教訓中國人重視英國人。英國人高出於中國人之上，應成為中國人的主人……”（見馬克思《新的對華戰爭》所引英國《每日電訊》報）

18世紀60年代，英國率先開始了以採用機器的資本主義工廠制替代手工業工場/作坊的工業革命或曰產業革命，並首先在紡織業獲得了突破；80年代，蒸汽機的發明和採用，使它的化學、採掘、冶金、機械製造各業得到了飛速發展，生產力水平大幅提高，資本主義的原始積累進了一個急劇膨脹的時期。而資本的本質就是擴張。為了尋求更為廣大的原料產地、投資場所，和“不斷擴大產品銷路的需要，驅使資產階級奔走於全球各地，它必須到處落戶，到處創業，到處建立聯絡”（見《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一卷）。對外輸出和擴張便成為了日不落帝國的既定國策，落後的東方於是為其所覬覦。

還有一種歷史的解釋是，19世紀初葉，英國人之所以急欲開啟中國的貿易大門，是為了向中國輸出鴉片，以抵消對華的貿易逆差。

當時，英國向中國的出口，以毛織品為大宗，所值不過150萬鎊左右，而同期中國向英國出口的絲綢和茶葉，卻達到了500萬鎊，兩者之間有多達350萬鎊的逆差無從抵消。

鴉片煙土是英屬印度的產品，每年的對華輸出達900萬鎊的規模，不僅足以抵消英國對華出口的不足，還可以大大地撈上一票。而中國政府大張旗鼓地禁菸，無異於絕其財路。解決的辦法，光靠打口水仗肯定不管用，只能以刀兵相向。所以，發生在1840年中英之間的那場戰爭被命名為“第一次鴉片戰爭”。戰爭結束後，時任英國外交大臣、以後曾兩度出任英國首相的政治寡頭帕麥斯頓（一譯巴麥尊）勳爵，在1843年曾指示英方的談判代表：“盡力與清國政府斡旋，使鴉片作為一種合法外貿商品獲准進中國。”並建議珀廷格爵士：“利用每個可能的機會給清國全權代表造成這種強烈的印象，即鴉片貿易合法化是為了清國政府的利益著想。”

英國的使臣們，忠實地執行著帕麥斯頓的指示。

1844年2月，一艘運輸鴉片的英國商船在上海吳淞口被扣，水上警備部隊把情況報到宮慕久那裡，弄得道臺大人左右為難，處理不是不處理也不是。儘管鴉片戰爭兵敗，可是清政府從來就沒對鴉片正式弛過禁，充其量不聞不問罷了，倒是禁菸的官樣文章一直還在做。情急之中，宮慕久心生一計：何不把這燙手的山芋扔給巴富爾？於是，宮慕久以自己政府衙門的名義，修書一封，直遞巴富爾，冠冕堂皇地要求：請按貴國法律，對貴國運輸毒品的商船作出處理。

接過這隻燙手的爛山芋，巴富爾一時間真的有點懵。按大英律法，販運毒品肯定屬於不赦之罪，可他總不能真的按英律處理吧？可他也不能因為這是運往中國的鴉片就不處理，那將赤裸裸地失去公正。以哲學的概念定義，這就是一個悖論，無論怎麼處理，巴富爾都會陷自己抽自己嘴巴的窘境。

有困難，找領導。巴富爾也是這麼想的。

英國駐華全權公使璞鼎查的回答果然有政治家氣魄，執行帕麥斯頓的指示絲毫也不走樣，他要巴富爾明確告訴中國人：不許干涉任何鴉片（運輸）船隻！我們和上海開展鴉片貿易，完全是合法的，是為了清國政府的利益著想。

面對這樣的無恥之尤，即便壽頭（上海方言，傻瓜的意思）如嘉慶、道光之流，恐怕也不會看不清它是一宗“道德喪盡的生意”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