逮衍005 2016-05-26

1890年，李提摩太去天津臨時任《中國時報》中文版主筆。接下來他幾乎一生裡主要的時間都是負責上海廣學會的工作（1891年－1916年）。廣學會1891年到1915年這段時間是中國最大的最重要的新式出版社之一。這家出版社範圍很大，包括書籍、小冊子、單張、雜誌。同時廣學會也有一點宣教的工作，不過基本上是一個出版社與文學機構，是在中國歷史影響最大的出版社。出版過兩千種書籍和小冊子。他主持翻譯了一些著名書籍，這些著作對中國社會的影響都很大。主要譯著有：《在華四十五年》、《七國新學備要》、《天下五大洲各大國》、《百年一覺》、《歐洲八大帝王傳》、《泰西新史攬要》、《新政策》等20多種。

其中《泰西新史攬要》為英國馬懇西所著，由李提摩太和蔡爾康（1851～？）合譯，1895年出版。內容是19世紀歐美各國各國變法圖強的歷史，出版後風行一時，印行3萬部。是戊戌變法時期光緒皇帝的主要參考書之一。 李提摩太的傳教方式類似於利瑪竇，是以西方文化吸引知識分子和上層人士。他和許多政府官員，如李鴻章、張之洞都有較深的交往，張之洞曾撥款一千兩資助廣學會。還結交一些有影響的人物，如康有為、孫中山，梁啟超擔任過他的中文秘書。李提摩太對中國的維新運動有很大影響。

光緒初年的華北平原大旱災，在中國荒政史上意義非凡。這不僅因為其災情空前嚴重，死亡人數高達近千萬，還由於在賑災過程中湧現了前所未有的元素，即外來慈善家以一種大大出乎傳統中國人意料的方式介入了救濟事務。

參與賑災並取得了很大成效的外來慈善家就是英國傳教士李提摩太。李提摩太1870年來中國，在中國度過大半生，因其廣交政壇和知識界精英，對晚清政局有相當的影響力。李提摩太於1878年初進入受災最重的山西。他的回憶錄《親歷晚清四十五年》（天津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中儲存了一些當年的日記片斷，讀來觸目驚心。在受災最重的山西南部地區，李提摩太“看到路邊躺著四具屍體。其中一個只穿著襪子，看來已沒什麼分量，一隻狗正拖著移動。有兩個是女人，人們為她們舉行過葬禮，只是把臉朝地安置而已。路人對其中一個更仁慈一些，沒有把她的衣服剝去。第三具屍體成了一群烏鴉和喜鵲的盛宴。隨處可見肥胖的野雉、野兔、狐狸和豺狼。”“在下一個城市是我所見過的最恐怖的一幕。清晨，我到了城門，門的一邊是一堆男裸屍，像屠宰場的豬一樣被摞在一起。門的另一邊同樣是一堆屍體，全是女屍。她們的衣服被扒走換吃的去了。有馬車把屍體運到兩個大坑旁，人們把男屍扔到一個坑裡，把女屍扔到另一個坑裡。”……

外國傳教士深入內地賑災，在兩種文化相互打量、提防的背景下，自然遭到了清政府的疑忌。當李提摩太對官方提出赴山西的要求時，軍機大臣瞿鴻禨上了一道《請防外患以固根本疏》。在瞿氏的心目中，洋教士救濟災民只是藉口，“其居心則險不可測。彼蓋知近畿等省，災苦甚深，民多愁困，乘間而為收拾人心之計，且得窺我虛實，肆其誅求以逞志於我也。”瞿氏此言代表了很多士大夫的意見，為此清廷特頒諭旨給時任山西巡撫的曾國荃，要曾對洋教士“婉為開導，設法勸阻”。朝廷的這種態度當然會影響和制約曾國荃。據李提摩太所記，他初至太原拜訪曾國荃即被兜頭潑了一盆冷水，曾的秘書告訴他，巡撫因為李提摩太的出現而非常生氣。李提摩太寫道：“他認為我的到來只是收買人心，使民眾對政府離心離德。見面後，儘管我跟他解釋說，我帶來了兩千兩白銀，將要發散給受災最重的災民，並且辦了通行證，他仍然不怎麼高興，依然阻撓我的行動，處心積慮地要使我在剛剛開始時即陷於困境。”

然而曾國荃畢竟不是死讀聖賢書的腐儒，當其意識到李提摩太一行並無惡意時，很快改變了態度。李提摩太在回憶錄中說：“他立即派地方官員及其助理前來與我商談。他們有村莊所有家庭的名冊，並打算依此給每個家庭發放救濟金。他們提議為我安排幾個村莊去救濟，並派官員和紳士幫助我，以便不受干擾地完成工作。……在中國官員的完美配合下，救濟工作開始了，井然有序，直到結束。”1878年10月，當李提摩太離開山西去山東結婚時，曾國荃給其寫了一封充滿讚美之辭的信，而為李提摩太矇在鼓裡的，是曾國荃奉命調查他而上的一道奏疏，曾國荃說：“此次英國教士李提摩太等，攜銀來晉放賑，迭準直隸來諮，當即分委妥員會同辦理，先在陽曲徐溝，諸稱平順。嗣該教士聞省南災務尤重，願赴平陽散放，亦經分飭照料辦理，均極妥協，並無河南所奏情事。”（見嶽麓書社版《曾國荃全集》）從“並無河南所奏情事”一語可以看出，當時同為災區的河南的官員肯定對洋教士有不利報告，清廷才下令山西方面調查，而曾國荃對洋教士則給予了與同僚完全相反的評價。

曾國荃與洋教士的誠懇交往，對山西賑災意義重大。李提摩太自帶銀兩不多，但他透過日記等形式向海外通報災情，海外募捐效果空前。據統計，經李提摩太等西方施賑者從饑饉線上挽救過來的家庭數目達到十萬戶，得到救濟的人員高達25萬人。外洋賑款20餘萬兩中，李提摩太及助手負責發放了12萬兩，領賑災民超過15萬人。李提摩太等人的賑災取得很好效果，而這與曾國荃的支援是分不開的。 1901年，在庚子事變之後，李提摩太請求各國政府把一部分中國賠款，拿出來在山西等地設立大學。他認為庚子事變一個根本原因就是因為教育沒有普及，如果教育普及的話就可以減少類似這樣的仇外事件。

1902年，西太后因他協助處理山西教案有功，同意開辦中西大學堂，後合併為山西大學堂西學專齋，山西巡撫岑春煊聘其為山西大學堂西學專齋總理。清政府賜他頭品頂戴，二等雙龍寶星，開誥封三代。之後他一直往來於太原、上海之間。

1916年5月，李提摩太辭去廣學會總總幹事的職務回國。1919年4月20日在倫敦逝世。 李提摩太力圖透過向官員和學者們作演講，使他們對科學產生興趣，給他們指出“一條利用蘊含在自然中的上帝的力量去為他們的同胞謀福利的路”，進而影響他們去修建鐵路、開掘礦藏，避免饑荒再度發生，把民眾從“赤貧之境”解救出來。於是，李提摩太開始將傳教的重點轉向結交權貴，聯絡士紳。他和李鴻章、張之洞、左宗棠、曾紀澤、慶親王奕劻、恭親王奕忻等幾乎所有的朝廷大員都保持著接觸，李提摩太還曾做過曾紀澤家的英語家庭教師。

李提摩太的思想影響了很多朝廷大員，李鴻章的很多思想就部分源於李提摩太。在與李提摩太的接觸中，李鴻章多次批評頑固派的“夜郎自大”心態，表達了對西學的認同和要求變革的願望。張之洞在與李提摩太會見時也多次重複李提摩太提到過的一個論點：“生存就像博弈，不掌握一定的技巧是無法同掌握了技巧的對手競爭的”。並承認中國“必須進行改革”。李提摩太還曾向李鴻章提出過很多政策建議，其中派遣皇室親貴到國外考察、興辦西學後來被清政府採納。在李提摩太做曾紀澤家庭教師時，曾紀澤對李提摩太為中國做的現代教育改革方案也是倍加讚賞，並督促李提摩太在高階官員中散發，曾紀澤認為“中國的惟一希望在於教育”。 維新派人士更是將李提摩太奉為精神領袖。康有為、梁啟超都是《萬國公報》的忠實讀者，李提摩太的教友蘇惠廉稱《萬國公報》“行銷量最廣，惑力最大，中國維新分子受這報的鼓動者，不在少數”。維新派的絕大部分改革方案都吸收了李提摩太的建議，李提摩太在看過康有為的變法計劃後，給妻子寫信說道“幾乎我以前所做的種種建議，全部概括和凝聚在他那份具體而微的計劃中了”，由此可見李提摩太對戊戌變法的影響之深。然而李提摩太雖然縱橫捭闔於各種政治勢力之間，康有為、張之洞也都內心裡對維新派的改革方案予以同情的理解，但是終究未能挽救戊戌變法的失敗。即使如此，李提摩太仍多方奔走和斡旋，為保護維新人士盡了最大的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