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ly_93 2009-10-31

中國明代末年著名能臣。貴州貴陽人。別字瑤草。

被冤枉著名反東林人物，但實際上是和東林復社淵源很深的，傾向東林的中立派人士，“方東林勢盛，羅天下清流，士有落然自異者，詬誶隨之矣！攻東林者，幸其近己也，而援以為重，於是中立者類不免蒙小人之玷”。（《明史·崔景榮、黃克纘等傳》卷二五六）。

［編輯本段］官職生涯

萬曆四十四年，與懷寧阮大鋮同中會試。又三年，士英授南京戶部主事。天啟時，遷郎中，歷知嚴州、河南、大同三府。崇禎三年，遷山西陽和道副使。五年，擢右僉都御史，巡撫宣府。到官甫一月，檄取公帑數千金，饋遺朝貴，為鎮守太監王坤所發，坐遣戍。然而此乃官場慣例，且饋遺朝貴的物件也是朝中地位高的東林人士，故而當時頗有東林復社集團之人上書稱此為閹黨構陷。

尋流寓南京。時大鋮名掛逆案，失職久廢，以避流賊至，與士英相結甚歡。

當時阮大鋮的詩詞“流傳演唱，與東嘉、中朗、漢卿、白、馬並行”，又得“識者推重，謂……實得詞家正宗嫡派”，阮家戲班更是冠絕當時，號稱金陵第一；兼且其門庭若市，“南中當事多與遊，……嗚騶坐輿，偃蹇如故；士大夫繾綣，爭寄腹心”，可見相結甚歡的並非馬士英一人而已。

然而不久復社和東林黨人圖謀以奸臣周延儒再相，秘密籌集政治資金。大鋮企圖與東林消除敵對，就獻金萬兩佐之。後周大拜，入內閣，為首輔，欲報答。因東林同人反對而作罷。大鋮推士英以自代。士英遂再起。

馬士英曾言：“若輩講聲氣耶？雖然，孰予若？予吊張天如（張溥），走千里一月，為經紀其後事也，人誰問死天如也？”就頗有江湖豪氣，他說你們不是講同氣連聲嗎，你們誰能和我比？我為張溥經營後事，一月奔波千里，那會又有誰和我一樣，去這麼弔問一個死張溥？儘管張溥是東林鉅子、復社創始人，當時東林諸人大多卻都急著和周延儒討論官位分贓，最後一個關係隔了一層的人為他操辦後事。

馬士英與張溥的關係：原因是阮大鋮與張溥交情頗好，崇禎時動用了自己與馮銓的關係，和張溥一起為周延儒復起而奔走，周延儒復出後，阮大鋮要求他舉薦自己，但周延儒迫於和東林——復社一脈有君子協議，不敢起用“逆案”中人，於是和阮大鋮協商，最後阮提出起用好友馬士英，於是馬士英才被起用。馬士英被起用時，尚在戍籍，也就是說他還是個帶罪流放者，當時茫然不知這任命是怎麼回事，至事後才知此乃阮大鋮所為，故對阮感激涕零。而他與張溥的關係就此而起，也因此在張溥死後，為了替其經營後事而一月奔波千里，其為人脾性中的豪傑信義，在此事上可略見一斑。

他對隔了一層的張溥尚且如此盡心，對一手造就了他今日富貴的阮大鋮之舉薦恩義，當然無論怎麼都必定要報的，所以南明時才會努力使阮大鋮復出。

有人言：“士英一庸才，不過大鋮之傀儡耳！以為執政，猶沐猴而冠也”，此極謬也。

馬士英遍歷封疆，對實務頗有才幹。明末掌軍務者中，馬士英的能力大約介於孫承宗與袁崇煥之間。雖然不是什麼奇才，但在明末士大夫們普遍無能的情況下，還是相當優異的。

事實上，正是因為馬士英的合格盡職，所以江南一直是未受農民起義軍威脅過的世外桃源。，然而也正是這種世外桃源氣氛，助長了東林黨人的傲慢、愚蠢和低能。最後因為這種傲慢、愚蠢和低能，南明幾乎是根本沒有有效的做任何抵抗滿清的動員迎戰工作，而被一戰殲滅。

明崇禎十七年 （1644） 三月，李自成進北京，明毅宗朱由檢自縊。南京諸臣倉卒議立新君。馬士英內結宦官韓贊周、勳臣劉孔昭，外約總兵黃得功、劉良佐、高傑、劉澤清等，擁立福王朱由崧於南京，成立了第一個南明政權，即安宗朝廷或弘光朝。大抵為各黨之救國聯合政府、統一戰線。但以馬士英、阮大鋮等操實權。馬士英任東閣大學士兼都察院右都御史，仍督鳳陽等處軍務。

［編輯本段］議立新君問題

在嘉靖朝的“大禮議”和萬曆朝的“爭國本”事件中，東林朝士們孜孜以爭的就是血統親疏和長嫡，所謂的倫序綱常，按照他們的那套理論，福王朱由崧是當然的不二人選。

首先福王朱由崧的父親老福王朱常洵，要比惠王朱常潤、桂王朱常瀛兩藩都居長，而朱由崧又是其長子，和崇禎是同一輩，乃是崇禎的親堂兄，所以無論是論長幼還是依嘉靖繼位的“兄終弟及”先例，他都顯然優於惠、桂二王。

至於潞王朱常淓，不但血緣關係隔了一層，連輩分也要大崇禎一輩，所以怎麼看都不太可能輪得到他。

但偏偏這個時候相當部分的東林黨人卻開始自己煽起自己嘴巴來，他們閉口不講嘉靖“大議禮”和萬曆“爭國本”時他們那套被奉為“萬世法”的倫序綱常了，卻開始講起“立賢”來了。

可見，人身上舌頭這件玩意，那真是最沒骨頭的軟東西。

倫序當屬福王。諸大臣慮福王立，或追怨“妖書”及“挺擊”、“移宮”等案；潞王立，則無後患，且可邀功。陰主之者，廢籍禮部侍郎錢謙益，力持其議者兵部侍郎呂大器，而右都御史張慎言、詹事姜曰廣皆然之。前山東按察使僉事雷演祚、禮部員外郎周鑣往來遊說。

史可法偷偷約見馬士英，在浦口與之密談。從此點看，史可法比之錢謙益之流，政治眼光還是高了不少。

而馬士英此刻的態度頗親東林，也有心要立個大功，於是兩人很快達成了一致意見，秘密商定出一個兩不得罪的折中方案，即放棄福王和潞王，擁立桂王朱常瀛。史可法遂於到達浦口的第二天，寫信回南京，提出了擁立桂王，同時由潞王仿照古兵馬元帥之制暫時統率兵馬的方案（2）。

而盤踞在南京的東林勢力，其實只要不是福王朱由崧繼位，無論選誰都是不會有意見的，所以他們一接到史可法的方案，禮部就馬上準備了各種儀仗，打算出發去廣西接桂王到南京繼位。

由此可見，“擁潞”一派的東林黨人所謂的為國“立賢”，壓根就純粹是為自身利益而罔顧社稷打出的一句口號而已。倘若他們真的是為了國家社稷“立賢”舍福王擁潞王，則當堅持“擁潞”力爭到底，一國之君、皇帝人選豈能如此兒戲說換就換的？！

從這點上說，錢謙益、呂大器等人比之萬曆時期的東林前輩們，風骨相去甚遠，正是東坡居士所謂的一蟹不如一蟹。無論那些東林前輩出於什麼原因，單論他們敢不惜丟官丟腦袋，敢不顧性命和皇帝抗爭到底這一點，就遠比錢謙益等輩強得太多。

史可法當時心裡都是很清楚的，他在與姜曰廣私下商議擁立人選時，先曾對“擁潞”一事表態道：“此兵端也！”藉此否定擁立潞王朱常淓，接著又說：“以齊桓之伯也，聽管仲則治；聽易牙、開方則亂。今吾輩之所立者，豈其不惟是聽，而又何患焉？（9）”此言即明確地表達了他的傾向，同時也表明他心裡其實很清楚，哪怕就是擁立福王繼位，亦無足為患。

可惜的是，這位握有擁立大權的殘明第一重臣史可法史大人，在關係到社稷安危如此重大的政治問題上，表現極度讓人失望。

在他以上言論洩露之後，“擁潞”諸人氣勢洶洶，輿論大譁，史可法頓時縮了回去。他既不敢表明自己的政治態度，據理力爭，坦言福王倫序當立、“擁潞”或將開肇兵端，也不敢堅持自己的觀點，站出來闡述自己對這一問題的認識，以打消眾人對“擁嫡”的疑懼之心，而是畏首畏尾至於“引避不言矣”（10），最後竟搞出了一個試圖兩不得罪，不倫不類的“擁桂”方案。

這個“擁桂”方案，一不合倫序綱常，放著崇禎帝的親堂兄弟不立，卻去立崇禎帝的叔叔，雖然大家都是萬曆皇帝所出，但這樣做置天啟、崇禎二帝於何地？置福王於何地？驅之亦或殺之焉？因此其本質和“擁潞”並無太大的區別。

二是極度缺乏操作性，比之“擁潞”都不如。潞王朱常淓好歹和福王一樣，都近在淮安，幾天就可以到南京。而桂王卻遠在數千裡之外的廣西，且目前是個什麼情況都還不是很清楚，再加這迎駕的全套儀仗擺出去，一個來回幾個月總是要的，到時候只怕這位桂王還沒到南京，大順軍或清軍早已兵臨城下了。

是以“擁桂”一策，最大的好處就是東林黨人沒意見，也多少給了講倫序綱常一派大臣們一些理由，惟獨沒一絲為國家社稷的考慮，也無一絲顧念故主崇禎帝的意思在內，純粹是史可法為了安撫東林勢力而想出來的一著大昏招。

在此一事中，史可法自見識和政治手段上看，雖然有所認識，但優柔寡斷顧慮重重，毫無一點政治家的決斷和魄力，不敢快刀斬亂麻安定局勢，以至後來不得不出京避禍，空自喪失重整朝廷的大好時機；從氣節和品格上看，他也沒能做到一心為國或對崇禎帝死而後已，一遇阻力和反對，連仗義直言的勇氣都沒有，只求不得罪各方勢力。這比之他老師左光斗，直如陳元龍與許汜之上下床之別（11），相去何止千里。

在鳳陽“擁嫡”成為定局後，馬士英率軍五萬，擁著福王朱由崧浩浩蕩蕩直奔儀真，福王在那裡捎上史可法後往南京而去，馬士英則率大軍駐紮不動（12）。

他起用阮大鋮，與東林黨人和依附東林的前齊黨高弘圖等多有爭執。部分東林黨人於是結交軍閥左良玉，陰謀政變。被發覺後，竟悍然發動內戰。而馬士英等也以內戰為優先考慮。就當雙方大戰於弘光元年 （1645）春時，建州偽豫親王多鐸率軍南下，五月初，南京陷落，弘光朝廷滅亡。馬士英南走浙江杭州、紹興等地，攜太后堅持抗擊建州。最後入太湖投長興伯吳日生軍中繼續抗賊，鬥爭失敗後被建州軍於太湖擒殺。一說馬士英遁逃台州後，入四明山削髮為僧，建州貝勒命剝其皮，實之以草，死極壯烈，卻被東林餘孽的人渣誣為“馬瑤草生懷瑤死懷草”。

注：圖為明代馬士英罕見的珍稀畫作

曰：士英能知大義，死國難，遠在東林之上也。

鳳歌如火 2009-10-31

中國明代末年著名能臣。貴州貴陽人。別字瑤草。

被冤枉著名反東林人物，但實際上是和東林復社淵源很深的，傾向東林的中立派人士，“方東林勢盛，羅天下清流，士有落然自異者，詬誶隨之矣！攻東林者，幸其近己也，而援以為重，於是中立者類不免蒙小人之玷”。（《明史·崔景榮、黃克纘等傳》卷二五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