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創典文化 2020-01-03

子思的儒學思想後來被很多儒家人士所承襲，其中以孟子的成就昀高，兩人的思想在很多方面有很高的一致性。孟子，名軻，字子輿，戰國中期鄒國人。孟子幼年喪父，由母親教育成人。成名後，孟子也效仿孔子周遊列國，先後遊歷齊、宋、薛、鄒、魯、梁等國，宣傳他的王道仁政思想。隨孟子游歷的人很多。所到之處，普遍受到各國君臣的歡迎。孟子曾任齊國卿相，後因與齊王意見不合，遂辭去卿相職位，離開齊國。孟子晚年生活在鄒國，不再出遊，昀後老死在故鄉。

孔丘初創的儒學在內容上比較零散，缺乏嚴密的論證。子思雖然有所完善，但效果並不顯著，孟子在此基礎上進行了儒學理論的完善和發展，以“天”為出發點，以“王天下”為歸宿，使早期儒學形成了一套較為細密的治國思想體系。

孟子繼承並發展了孔子和子思的“仁政”思想，他把是否以德治思想治理國家提升到國家存亡興廢的高度來認識。

孟子認為一國之君要施行仁政，就要進行“推恩”，即把自己的不忍之心推廣到管理的各個方面，從而實現社會的治理。仁政的具體措施，有保民、養民、教民等幾項措施，不僅僅要讓百姓生存，更要讓他們有教養，這樣就會確保王道仁政。

孟子提出的一套仁政主張，成為儒家政治思想的重要內容。孟子重視民心向背，他提出了君輕民貴的口號。孟子認為君主想實現仁政，應該以使人民心悅而誠服為目標，國君做出重大決定時，應認真聽取國人意見。隨著儒學在社會意識形態中逐漸確立起統治地位，仁政幾乎成為所有統治者所尊崇的施政目標。

孟子十分擅長辯論，孟子的整個思想體系就在不停的辯論中呈現出來。孟子的“人禽之辨”是其學說中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是孟子思想體系得以建立的前提條件。

孟子認為，人與禽獸的主要區別在於是否有“四心”，即惻隱之心、羞惡之心、辭讓之心和是非之心，有此“四心”即為人，否則即是禽獸。孟子在“人禽之辨”的基礎上，又與當時的思想家告子等人進行“人性之辨”的探討，提出“性善論”的觀點，而性善論是孟子整個思想體系的理論基石。

此後，孟子的“王霸之辨”、“義利之辨”、“經權之辨”、“舜蹠之辨”等，都是以其性善論為基礎展開的，從而構成了孟子的整個思想體系。

孟子對於儒家道德哲學有著創造性貢獻，他將“仁”推進到“義”，在孔子提出的“愛人”普遍原則的基礎上具體解決了如何愛人的問題。孟子認為：仁，人心也，義，人路也。仁義合一，居仁由義，是現實的倫理與合理的道德。

從孟子開始，“義”便在道德哲學體系中具有了特別重要的地位，從而形成了儒家以仁、義為核心和標識的道德哲學體系。

孟子將“羞惡之心”提高到“義之端也”，即提高到“義”的根源地位，也就將羞恥心與道德直接同一，將它當作道德的現實性與道德合理性的基礎。孟子特別強調“恥”對於德行的重要意義。他說：恥之於大人矣！為機變之巧者，無所用恥焉，不恥不若人，何若人有？

此外，孟子還強調說：人不可以無恥矣，無恥之恥，無恥矣。

孟子強調人的尊嚴和獨立人格的重要性，鄙視依附權貴、屈服威勢的行徑，他鼓勵人們透過道德修養達到崇高的思想境界。在面對強權威勢時，要寧肯捨生取義，決不改變人生信念。

孟子還深化了孔子提出的性與天道，為儒學提供了理論根據，並首開儒學哲學化先河，使之成為宋明理學探討的中心問題。

儒家主要重視追求人生的價值，孔子一生積極倡導和孜孜以求的就是要透過道德培養，以求得理想人格的完善與實現。孟子發揮了這一思想，著力探討道德的社會作用和道德的修養問題，提倡理想人格的培養，提出了許多影響深遠的思想命題。

孟子思想中也蘊含著五行學說，孟子所說的“仁”、“義”、“禮”、“智”、“聖”就是五行。“聖”是什麼呢？就是“誠”。孟子說“聖人之於天道也”，“誠”就是“天道”，“聖”就是“誠”，就是中道。

子思首先提出“誠”的哲學概念，它是居於五行之中央位置的。孟子繼承子思的思想，把“誠”發展為“聖”，並使思孟學派的五行說定型為“仁”、“義”、“禮”、“智”、“聖”。

子思和孟子還認為，在“仁、義、禮、智、聖”這五行之中，“仁、義”是一組，而其中“仁”又是根本的。“智、聖”是一組，其中“聖”更高明。這兩組中，前者又是根本，後者是對前者的理解和力行。

在另一方面，他們又認為“仁、義、禮、智”四行，以人為物件，而“聖”獨以天道為物件。總之，思孟學派的五行說，把構成世界的金、木、水、火、土五種物質元素賦予了倫理道德的內容，把過去具有樸素唯物主義的五行說唯心主義化了。這種思想對陰陽家有很大的影響。

孟子是儒家學說、儒家思想的集大成者，地位僅次於孔子，被尊為“亞聖”。他的思想主張對於發展和鞏固新興的封建制度，實現全國統一，起到了推動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