微微風啊1936 2014-04-28

走進三國，面對文化新潮的衝擊，我感受最深的就是儒學的文化地位大大地衰落了。三 國為我們展現的那一個個鮮活的人物生活中，越禮叛教的言行比比皆是，儒學的式微並 不僅僅表現在士人的生活中，它的衰落是全面的。 漢代自從漢武帝劉徹“罷黜百家，獨尊儒術”後，儒學便成為封建文化的正統，並且 愈來愈成為壟斷人們精神思想的工具。儒學的這種統治地位首先表現在它是兩漢封建王 朝的統治原則，其經典已滲 透到政治權力中去，成了政治權力的一部分。所謂“以《 春秋》決獄，以《禹貢》治河，以三百篇當諫草。”便是儒家經典在政治權力中的地位 的很好說明。其次，儒學是士人進入仕途的敲門磚。武帝時立五經博士並置弟子，博士 弟子考試成績優異者可以入仕。至此以拍，公卿 、大夫、士吏都 成為文學之士，通 曉儒家的經典成為做官食祿的主要條件。這對士 大夫階層無疑具有極大的吸引力，儒家 經學成為眾多士人畢生研究的物件。此外，儒學也是兩漢士人立身的基本準則。在儒家 正統思想的哺育之下成長起來的兩漢士人，以孔子“臣事君以忠”作為理想品格。在他 們看來 ，君是受天命以君臨臣民的，“唯天子受命於天，天下受命於天子”（《春秋繁 露》）天子是法天而行道的，故有絕對之權威。他們對於君，對於政權所持的是一種十 虔誠的態度。（寫到這裡不禁要發點牢騒，自從辛亥革命以來，本以不適應社會的儒學 思想為何還是被政府推而廣之呢？就像上次看到的關羽文化節一樣，愚民乎？傳統乎？ 打著傳統的名義愚民！只是牢騒，諸位不必介懷。） 儒學的這種統治地位在武帝之後的兩漢王朝中基本沒有改變。但至漢魏交替三國鼎 立之際，儒學的統治地位開始發生了動搖。造 成儒學地位 動搖的原因 ，首先是漢 王朝統一政權的衰落。 儒家思想的正統地位，本身就是漢王朝統一政權所賦予的，王權的衰落必然對儒家思 想的地位產生世大沖擊。漢王朝政權的崩壞，始自宦官外戚的專權。宦官參預朝政，並 非始於東漢後期。漢武帝設立中書謁者令，宦官主持沿書工作，已參預了朝政，只是被 用來強化皇權，並未釀成禍害。外戚專權也不始於東漢後期。霍光威赫於昭、宣兩朝， 外戚實已干預了朝政。不過霍光持正，於王朝政權亦未造成禍害。史稱其“處廢置之際 ，臨大節而不奪，遂匡國家，安 社稷。”（《漢書。霍光傳》）光武帝劉秀自稱“以柔 治天下”，即對統治集團儘可能地予以寬容籠絡，其手段之一就是與皇室及功臣宿將的 家族聯姻，用婚姻關係作為維繫政治關係的一種紐帶。因此，東漢王朝先皇后不出竇融 、鄧禹、馬援、梁統等功臣家族之外。這種做行而久之，便在皇帝身邊培植出了一種侵 蝕皇權的強大 的外戚勢力。自東漢第四個皇帝和起，就開始了外戚專權的局面。大將 軍竇憲專權於和帝時期，威權之盛，幾乎到尚書以下屬官商議著打算稱他萬歲的地眇。 和帝死後，其子劉隆即位，當時才過百日，鄧後臨朝，與兄鄧騭掌握朝政，第二年劉隆 死，劉祜即位，當時才十歲，是為安帝，在位十九年，死後閻後臨朝，與兄閻顯擅權， 立劉懿為帝。劉懿三月即位，十月即為宦官孫程等所殺。孫程又立11歲的劉保為帝，大 權落到了宦官手裡，開始了東漢後期宦官專權的政局。此後，外戚與宦官輪流交替專權 ，直至桓、靈之際而達於極至。直至董卓廢帝，群雄並起，東漢滅亡。 話說天下大事分 久必合……（呵呵，話題扯遠了） 君臣之義本是兩漢士人的儒家品格之本，而現實政治生活中君之義既已紊亂，儒家 正統思想當然便 惶惶然無棲身之所。據《後漢書。儒林傳序》中載，鄧後臨朝後，採取 了一系列措施希望復興儒學維護王朝的統一政權，當時“遊學增盛，至三萬作生”，然 而“章句漸疏，而多以浮華相尚，儒者之風蓋衰矣”。可見，不管形式上採取何種措施 ，有何種變化，隨著王朝政權的衰落，儒學的式微卻是無法換回了。君臣之義既已紊亂 ，《春秋》大義便也無法為之解說了，儒家的正統思想與現實政治的格局已不能相容， 它的衰落也就是理所當然的了。 隨著王朝統一政權的衰落，儒家正統思想與現實政治的格局的牴牾，以“事君以忠 ”的儒家思想為立身準則計程車人與政權的關係，也已開始不知不覺地發生著變化，他們 由維護朝綱，忠於皇權，維護統一政權，變得漸漸疏離政權了。他們由最初的政權維護 者，逐漸轉變成為政權的批評者。儒家思想在他們的立身原則中已漸漸失去了權威性。 這種蔓延於士人心中，與統一王權、正統思想漸漸分開來的疏離心理，最終導致儒學獨 尊地位的喪失。 士人與政權的疏離有一個發展過程。兩漢士人視君臣大義為立身準則，外戚與宦官 向為士人所不齒，對於他們竊取朝政治，凌逼主上，淆亂君臣之義，常使一心一意維護 統一王權的址人痛心疾首。於是，一次次的上疏抗爭便開始了。竇憲專權，樂恢上疏和 帝要求抑制竇氏權柄，卻為竇憲脅迫自殺。安帝時宦官擅權，楊震上疏要求削弱宦官權 力，後被遺歸鄉里，於半路上飲鴆自殺。順帝時張綱上疏直指當時不可一世的梁冀，言 其“無君之心十五事，皆臣子所切齒者也”後卻被派到當時的盜賊蜂起的廣陵郡去做太 守。他雖然把廣陵治好了，不到一年也累死了。反對宦官外戚的一次次失敗，對於士人 心理無疑是很大的打擊。他們之所以反宦官反外戚，本意是完全忠於君權，是一心一意 維護正在崩潰的王朝政權，但他們的忠心耿耿換來的只是一次次失望。王權在他們心中 的地位開始發生變化。而給士人心裡更大震動的， 是此後發生的兩次黨錮事件。 士人由忠於皇權而反對宦官外戚專制的腐敗政治，意在維護王朝政權，而這個政權 對他們的報答，卻是一次次殘酷無情的打擊。這些打擊使他們對於政權的向心力很自然 地慢慢消失了，他們的心態，從忠於皇權，轉向了標榜自我，轉向了批評政權。“匹夫 抗憤，處士橫議”為其時士人之普遍心態。黨人的形成 ，正是士人對政權持一種共同的 批評態度必然結果。士人黨群的形成 ，使士人與朝廷腐朽勢力的矛盾進一步激化，並最 終爆發了“黨錮之禍”。兩次黨禁黨人死者百餘人，受牽連而死、徒、廢、禁者又六七 百人。黨禁中的主要黨人，者是當時士林的清英，他們在社會上有著很高的聲望 。他們 的被害，在士人階層中震動是巨大 的。 黨人的重要代表人物陳蕃，《世說新語。德行》第一則言其“言為士則，行為世範，登車 攬轡，有澄清天下之志”，因得罪宦官而被 殺。另一位重要黨人李膺，第一次黨禁免官 歸鄉，“天下士大夫皆高尚其道”（《後漢書。李膺傳》）。第二次黨禁起，有人勸他逃走 ，他說：“事不辭難，罪不逃弄，臣之節也。”（《後漢書。黨錮列傳》）乃詣獄，最終被 拷死。“八顧”之一的巴肅在遭拘捕時，不僅不逃，而是“自載詣縣。縣令見肅，入閣 解印綬與俱去。肅曰：‘為人牙者，有謀不敢隱，有罪不逃弄。既不隱其謀矣，又敢逃 其弄乎？’遂被害”、範滂也是一位有“澄清天下之志”的黨人，《後漢書》中說他下 獄，訊問黨人時，他年少在後，卻越位而前，慷慨陳辭：“竊聞仲尼之言，見善如不及 ，見惡如探湯。欲使善善齊其情，惡惡同其行，謂王政之所思，不悟反以為黨史。 ”範 滂之言，忠憤悲壯，實足以感動人心。後獲釋南歸，“始發京師，汝南、南陽士大夫 迎 之者數千”。當詔下急捕範滂之時，督郵抱詔書而泣，縣令解印綬與俱亡。黨人行為之 震動於當時士林者竟至此。 羅宗強先生在《玄學與魏晉士人心態》中曾說：“兩次黨禁，無疑是士人與朝廷腐朽勢 力矛盾的總爆發，同時，也是士人在心理上對於王朝政權的最後一次眷戀。”他們本意 在維護這個政權，而這個政權 不僅不保護他們，而且以他們為仇敵，忠而見疑這是一 種怎麼樣的悲哀啊！名士的瀟灑風流與慷慨赴義，在當時強烈地震撼著士人們的心。他 們用鮮血與生命譜寫的一幕幕歷史悲劇，與其說是維護名教，倒不如說是對儒家正統思 想束縛的掙脫，是一種疏離心理的鮮明表現。正是這種對儒家正統思想的疏離心理，魏 晉三國思想領域的大變動準備了條件。 伴隨著儒學地位的下降，諸子思想 開始重新活躍起來。 劉勰在《文心雕龍。諸子》中將漢末王符的《潛夫論》、崔實的《政論》、仲長統的 《昌言》都歸入諸子之列。《隋志》則將崔實列入法家，仲長統入雜家。崔實《政論》 主法、主權變、，主張亂世用法治，並對經學的“拘文牽古，不達權變”提出了批評， 其法家思想甚為明顯。仲長統的《昌言》不僅有明顯的老莊思想，還有名家思想，並針 對儒家之“孝”，提出了“義”為準則的新解釋，這對傳統經學來說，確乎已屬異端了 。另據史書記載：劉陶善論縱橫（《三國志。劉曄傳》），沈友注《孫子兵法》（《三國 志。吳主傳》），劉翼“著書數十篇與丁儀共論刑禮”（《三國志。劉翼傳》），魯勝著 有《墨辯序》（《晉書。魯勝傳》）。劉備遺書劉禪“閒暇歷觀諸子及《六韜》、《商君 書》”，諸葛亮手抄申不害、韓非子、管子的著作給劉禪兄弟作教材（《三國志。先主傳 》注引《諸葛亮集》）。 諸子之學的蜂擁而起，使現實生活中的行為準則也開始變得多樣化。儒學以往所奠 定的種種行為規範，都被打破了，可以說是各行其事，論無定檢。孔融除了在父母論時 放蕩形骸外，在他的《汝潁優劣論》中說，汝南之士優於潁川之士，理由之一，是汝南 之士敢於與天子相頡頏，而潁川之士不 敢。這種論定是非的標準的多樣化在當時社會中 是比較普遍的。陳琳為袁紹寫的一篇聲討曹操的檄文，把曹操說得十惡不赦。後來他歸 順了曹操，有人譏諷他，他就寫了一篇《應譏》，說“世治，責人以禮；世亂，則考人 以功，斯 各一時之宜。……是以達人以君子，必相時以立功，必揆宜以處事”。在他 看來，現實中已不存在忠與不忠的問題，有用的便 是正確的。統一的價值標準已讓位於 不同的取向了。更明顯的是當時的人才觀，其標準也各不相同。劉焉薦 任安，因為他 “味清道度，厲節高邈”，是就其品格而言的；劉楨論邢顒，稱其“玄靜淡泊，言少理 多”。（《三國志。 邢顒傳》）則頗以道家為是；孔融薦禰衡，讚美其志節之外，更側 重於其才能； 郭泰論人，有所獎掖，往往重其德性。曹操三下求賢令反覆強調取士不 廢偏短，唯才是舉。以實用為目的，一切的首先準則，在他那裡都要視其時其地於他是 否有益來論定是非。可見標準原是沒有一定的，有用的就是標準。重實用，而無固定標 準，在當時的影響是相當普遍的。 在中國歷史政治最混亂、社會上最苦痛的時代，社會秩序的大解體，禮教 的總崩 潰，然而卻是精神史上極自由、極解放，，最富於智慧、最濃於熱情的一個時代 。思 想領域儒學一尊的局面完全是被打破了，沒有了統一的價值觀念，也沒有了統一的是非 標準，思想學術界進入了一個非常活躍而又變動不定，多元並存而又相互滲透的時期。 思想和信仰的自由、藝術創造精神的勃發，這是強烈、矛盾、熱情、濃於生命彩色的一 個時代。但是儒學畢竟是中國文化的主要載體，它熟通六藝，重在教化和積極用世的優 良傳統，追求立德、立身、立言的價值觀念，始終蘊藏著潛在的生命力，成為維護和支 撐封建統治政權的精神支柱。因此，儒學的式微短暫的時期，只是需要一個重整融合， 重新確立方針及定位的一個過程。 用《傅雷家書》來結束全文：“那時的風流文采既有點兒近古希臘，也有點兒像文 藝復興時期的義大利； 但那種高遠、恬淡、素雅的意味仍然不同於西方文化史上的任 何一個時期。人真是奇怪的動物，文 明的時候會那麼文 明，談玄說理會那麼雋永， 野蠻的時候又同 野獸毫無分別，甚至更殘酷。奇怪的是這兩個極端就表現在同一批人同 一時代的人身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