血刺熊貓巭o 2018-01-30

我國南方農村很多地方都有祠堂，廣東、福建、浙江、海南、湖南方圓十里至少有一個，幾乎一村一祠堂，一鎮百祠堂。祠堂大門正上方掛著王氏宗祠、楊氏祠堂、姚氏家祠、劉氏世家之類的橫匾，祠堂大門兩側刻著：“忠孝有聲天地老，古今無數子孫賢”、“高天厚地獻奇星斗圖書山水畫，光宗耀祖垂訓衣冠禮樂聖賢言”、“祖德流芳思木本，宗功浩大想水源”、“樹發千枝根共本，江水源同流萬派”等對聯。

這種宗祠建築在湖北、西南地區一帶相對少一些，向北依次遞減，東北、西北和內蒙古基本沒有祠堂。那麼我國祠堂分佈為何南多北少？如果宗祠由於年代久遠或者其他原因破落倒下，由誰來複興？要了解其中詳情，還得從宗祠的根源說起。

中國經歷了幾千年的農耕文明，種地一度是我們這片大陸上最大多數人的謀生方式。人們面朝黃土背朝天，似乎是附著在土地上，一代一代地下去。尤其是中國南方的許多村子由於山多水寬，地形複雜、平原稀少、交通不便，幾百年來都是那幾個姓氏，不太有變動，各個家族的祖先，便成了老百姓最信賴的神靈。而盛放這祖先之靈的場所，就是祠堂。

祠堂最初可追溯到先秦時的宗廟。《詩經·召南·採蘋》雲：“於以採蘋？南澗之濱。於以採藻？於彼行潦。於以盛之？”詩中描述的是一位待嫁女子採摘蘋藻，蒸煮後獻祭祖宗的場景，這裡面的“宗室”正是祠堂的前身。古書《釋名》說：“宗，尊也；廟，貌也，先祖形貌所在頁。”古人認為，人死而為鬼，沒有宗廟供奉享祭，鬼就沒有歸宿。所以宗廟就是供奉祖先神主的房子。

祠堂的名稱最早出現於漢代。但那時的王侯貴族祠堂與後世的不同，漢世公卿貴人多建祠堂於墓所，而平民百姓有資格修祠堂的寥寥無幾。直到宋代理學家朱熹《家禮》確立了祠堂制度，從此稱家廟為祠堂。由於唐末、五代時局動盪，士族勢力衰落，家譜牒系多散亡。鑑於此，宋代的理學家們大力提倡恢復宗法：各家族建立家廟，供奉祖先的神主牌位，使子孫有共同的祖先可祭，以聯絡各室宗親。這樣，一來可以恢復孝行，二來可使家庭社會穩固興盛。祠堂不再是建於墓地旁的一個單純祭祖的場所，而是成為了家族內成員集會和族長施政的中心。

宗祠文化在明朝達到頂峰。明代初年，有一個叫“流坑”的村建起當地第一座祠堂，到明末萬曆年間，全村已有分祠26座。這個傳統文化底蘊深厚的大家族，以儒家理學成分增進宗族的凝聚力，以心學的弘揚給宗族注入了存理去欲、修齊治平的生機，幾百年來，祭祖活動相沿成俗，成為族人行為和日常生活的組成部分。如今村中還散落著50多座舊祠。家家戶戶的廳堂裡都設有神龕，每月的初一、十五早晨，村民燃放一小掛鞭炮，敲擊小銅鈴，給神龕上供，虔誠祈禱。是時，村內炮仗聲此起彼伏，成為一道風景線。

但是，上世紀五十、六十年代，大量的祠堂被拆除、被佔用，不少已荒廢。尤其是80年代到90年代初，隨著生產力發展和科技進步，祠堂的祭祖文化已經顯得有點不合時宜，死人抑制著活人的創造力。祠堂終於由神聖走向了沒落。

而在海外的華人聚居地，卻有相當多的祠堂被保留了下來，且不再侷限於對本家族祖先的崇拜，而出現了更多的名人先賢祠。三國時期的猛將關羽更是受到全球華人的尊崇。

忠、義、信、仁、勇，這些中國傳統文化的倫理、道德、理想，滲透著儒學的精義併為釋教、道教教義所趨同的人生價值觀念，在關羽身上無可挑剔地體現著。因此，關羽被民眾賦予至高無上地位。從“萬世人傑”羽化成為集戰神、財神、文神、農神於一身的“萬能之神”，在日本、東南亞以及海外華僑聚集地中，對關羽膜拜之風歷年不衰，在2000餘萬人口的臺灣，關公信徒竟多達800萬眾，幾乎各家各戶都為關公備香案，立牌位，掛聖像。南亞各國競相立廟拜求關公，最盛者當屬泰國、新加坡。

改革開放後，海外移民紛紛回鄉尋根謁祖，他們捐建祠堂，轉化祠堂功能，直接促進了祠堂文化的復興。這也是為何現在兩廣、福建、江浙一帶祠堂文化依然繁榮的原因所在。

另外，這幾年國學熱，大家又開始重新審視儒學的價值，古舊的祠堂又開始受到重視。如果宗祠因為古老失修、風雨飄零而破落倒下，那麼，象徵著村莊文化的圖騰將倒下，這將是整個村莊的遺憾。因此，修理宗祠和復興宗祠文化，將是整個宗族和村落義不容辭的責任和義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