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車排隊332013-08-27

《五蠹》是代表韓非子政治思想的重要論文。作者根據古今社會變遷，實際情況，闡明他所主張的法治思想是合於當時的時代要求的。韓非斥責當時的學者，言談者，帶劍者，患御者和商工之民為五蠹，因而主張養耕戰之士而除五蠹之民。相傳秦王見此文後曰：“嗟乎！寡人得見此人，與之遊，死不恨矣。”嬴政發出如此感嘆一方面是由於此文切中時弊。其中所體現出的法家治國之術正是當時秦國統一天下步驟的催化劑，另一方面則是由於韓非子策論文所具有的特色。法家不重文，但為了宣傳自己的主張，爭取國君的重視，也不能不講求文字的表達。《史記，韓非傳》說“韓非引繩墨，切事情，明是非。”這正是適應討論實際問題的需要而形成的特有風格。和《論語》的自然，《孟子》的生動，《墨子》的質樸，《莊子》的譎詭，，《老子》的玄奇，《荀子》的渾厚都不相同，韓非的文章有其獨有的特色，那就是犀利恣肆，峭拔峻削。譬如這篇《五蠹》，文章風格就是波瀾壯闊，奮揚凌厲，居高臨下，語挾風霜，甚至有些危言聳聽，肆意褒貶，無限上綱的意味，充分表現出法家森嚴冷酷，慘刻無情的性格。後人對韓非子在這篇文章中所體現出的文字技巧多予以肯定。如袁了凡說他“胸中如萬斛泉湧，滾滾不竭，而縱橫變化，無中生有，愈出愈奇。”（《韓非子迂評》）。張榜說它“圓轉變化，百出不窮，而條理秩餓抽絲，文彩扶疏，氣勢蓬勃。”（《韓非子纂》）。孫月峰說它“議論奇，辯難透，是韓文之雋。”（姜思睿《諸子鴻藻》）還有人指出，李斯《論督責書》，晁錯《論貴粟書》，揚雄《解嘲》都受其影響。郭沫若在《韓非子的批判》一文中有如下表述：“他（韓非子）能夠以普通的常識為根據而道出人之所不能道，不敢道，不屑道。所以他的文章，你拿到手裡，只感覺他的犀利，真是鋒不可當，大有無可如何，只有投降之勢了。”這種高度的讚美，固然揭示了韓非文字的特點，但未必沒有誇大其辭的意味。至少“只有投降之勢”在我看來就未必妥當。通讀全文，我還是發現了不少有待商榷的地方的。

文章開頭列敘諸代聖賢，以“守株待兔”的寓言為引證，運用排比，比喻等多種修辭手法來諷刺那些“欲以先王之政，治當世之民”的保守主義者，可謂開宗明義，一針見血，令人拍案叫絕。

然而接下來作者筆鋒一轉，闡述“古今異俗，新故異備”之理的深層原因時，就露出了他的軟肋。作者說“古者丈夫不耕，草木之實足食也；婦人不織，禽獸之皮足衣也。不事力而養足，人民少而財有餘，故民不爭。”這實在是個低階的錯誤。我們都知道，原始社會由於生產力極端低下，所以人民只有透過共同勞動，平均分配產品的方式來維持生存，直到生產力水平發展到私有制產生以至階級國家出現後，共同勞動和均分產品的生產方式和分配方式才被廢除，取而代之的是奴隸制的生產關係。而在老子看來，導致上古“大同”局面消亡的深層原因乃是人類的私心的產生。這其實是生產力生產力的發展導致私有制產生的另一種表達。而韓非子把“民爭”的原因歸咎於“人民眾而貨財寡”，這在邏輯上犯了“以現象代替本質”的錯誤。這一根本立足點是謬論，接下來的論證只能是一錯再錯了。首先，韓非子舉“禹之王天下也……以民為先，股無完胈，脛不生毛……”的例子來形容古之天子的勞苦，是犯了個時間錯誤。“股無完胈，脛不生毛“形容的是大禹治水時的辛勞，而不是成為人主王天下後的勞苦，此其一也，接著，韓非子又說“是以人之於讓也，輕辭古之天子，難去今之縣令……”。眾所周知，堯舜禹等上古諸王乃是神話人物，其真實性仍待考。而禪讓製作為生產力低下的原始社會後期的一項政治制度，有其合理性與固定性，並非是人主個人意願所能左右的。故何來“輕辭”一說？即便不是不得已而舍之也至少是“任屆期滿，吐故納新”此其二也。最後韓非子得出這樣的結論：“古之易財，非仁也，財多也，今之爭奪，非鄙也，財寡也；輕辭天子，非高也，勢薄也，重爭土橐，非下也，權重也。”財多財寡之說已是大謬。無論從總體水平還是人均財產上來看，相信誰也不會接受“原始社會的財產比封建社會的多”的觀點吧？而說古時天子勢薄亦是無稽之談，難道大禹因為一點小過失就殺防風氏是勢薄的表現嗎？說到古時天子之位勢薄權輕財寡勞苦，試問夏啟又為何為了繼承這個苦差事而殺死伯益呢？這不是“重爭”又是什麼？此其三也。有此三謬，即使得出“故事因於世而備適於事”的著名論斷，其論證體系也是不能成立的，只能說是詭辯。韓非子如此聰明的人怎會看不出其中的漏洞呢？只是作為法家的代表人物，他要極力維護君王權職和國家機構存在的合理性，對於私有制產生的直接表徵——國家，他更是要極力維護其地位，以防老子的“小國寡民”思想深入人心。因此他矯枉過正，一方面迴避了生產力發展導致私有制產生的深層原因，另一方面恣意誇大原始社會人主之辛勞，人民之富足，以強烈的現實對比轉移讀者視線。，用心可謂良苦，手法難說高明。

接下來的一處論斷，韓非子採用了“攻其一點，不及其餘”的策論文慣用手法。但得出的結論，實在難以令人信服。他引用周文王懷西戎王天下，徐偃王行仁義卻亡國的例子說明“仁義用於古而不用於今也。”這是何等的片面。秦王採用這樣片面的觀點最終導致的結果只能是賈誼《過秦論》中提到的“仁義不施而攻守之勢異也。”接下來“偃王仁義而徐亡，子貢辯智而魯削。”一句更是滑天下之大稽。行仁義而戰敗，形容宋襄公或許還有幾分神似，但亦不至於亡國，而春秋五霸之中，又有哪位是取暴政而強國的？至於辯智而國削一句，相信魯仲連，燭之舞諸位亦不會同意。抑儒重法，輕言談而尚刑名本來就無可厚非，只是偏激片面到這樣的程度，只怕要貽笑大方。

策論文一向注重邏輯的嚴密。韓非引倉頡造“公”“私”兩字為例，說明“不相容之事，不兩立”的道理。受時代侷限，韓非子還未聽說過“雙贏”這個詞倒還無可厚非，只是他過分強調仁義與法制的對立的做法，筆者亦不敢恭維。依法治國和以德治國直至今日仍是個探討中的問題，而韓非子在兩千多年前就已經武斷地下了結論“今學者之說人主也，不乘必勝之勢而務行仁義，則可以王，是求人主之必及仲尼，而以世之凡民皆如列徒，此必不得之數也。”進而為了突出法治甚至要求秦王實行“無書簡之文，以法為教”的“愚民政策”，指導君王玩弄政治手腕的技巧可謂登峰造極。只是歷代仁政政治並行不悖的範例數見不鮮。就舉秦朝之後的漢朝來說，劉邦崛起之時為收買人心，自然要在進入秦都咸陽時昭顯其仁義，故廢除嚴刑峻法。但也不可全無法治，故“約法三章”。而文帝為緹縈救父的孝心所感動，體現的是仁義，但也並未因此廢除刑罰，而只是改為處以稍輕的杖擊。兩者都被後世傳為美談。漢初以“無為而治，休養生息”的黃老學說治國，是一種仁政的體現，但這並不妨礙出現張湯，主父偃之類的酷吏。而董仲舒強調“君權神授”，獨尊儒術，更是儒家仁政與法家中央集權制的集中體現。在仁政，法治結合之下，產生的是文景之治的盛世局面，不知韓非子若是泉下有知，會作何感想。或許韓非子在當時亂世渴求大一統的時代背景下，是需要有這樣的魄力抑儒尊法的，但如果這是導致後來秦朝暴政的直接原因，那他也是難辭其咎的。

筆者還想談一點的是韓非子文末的重農抑商思想。這一觀點早有法家先驅管子，申不害等人提出，論證過，本已無甚新意，只是韓非最終列出的五蠹仍讓我有齒冷之感。一方面，我認為韓非打擊面過大，沒必要因為強調自己的觀點而將儒家，縱橫家，遊俠（墨家的支派），國君近臣，商工之民一網打盡。這未必會讓國家更加強大，反而可能使國家陷入落後愚氓的境地。特別當國君是個昏君的時候。另一方面，從個人處世上來說，這樣的結尾容易廣樹仇敵。或許最後韓非遭李斯，姚賈陷害至死和他耿直不知圓通的處世態度不無關係。《戰國策，秦策五》中有姚賈譖殺韓非的描寫，《史記，老莊申不害列傳》中亦有太史公對李斯陷害韓非的述評，這裡就不作深入探討了。

綜觀全文，《五蠹》結構嚴密複雜，文風犀利恣肆，辯說剔抉精微，雖有上文所述瑕疵，但僅就文章而言，還是不可多得之佳作。論證上的缺疏恰如亂彈琵琶，雖不循章法，亦鏗鏘奪人。 還可以的，你可以試試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