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秘書機構變為行政機構,是明朝內閣的演變之路嗎?

  • 作者:由 匿名使用者 發表于 歷史
  • 2022-06-04

從秘書機構變為行政機構,是明朝內閣的演變之路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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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秘書機構變為行政機構,是明朝內閣的演變之路嗎?咪醬憶生活 2020-12-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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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閣制度是明朝廢除了丞相制度後,在中央設立的幫助皇帝處理政務的機構。內閣制度萌芽於洪武年間,形成於永樂時期,在宣宗時期成為了最重要的中樞機構。內閣制度的出現,是皇權加強的結果,對明清時期的政治產生了深遠的影響。有人認為,明朝廢除了丞相,標誌著中國幾千年的宰相制度也徹底廢除了。小編認為,宰相制度並非被徹底廢除。隨著內閣權力的不斷增加,內閣也會逐漸從一個內侍機構演變為了新的行政機構,這一種演變趨勢和漢朝內朝的演變趨勢是一致的。不過在明朝歷史的發展中,內閣的宰相化程序卻失敗了。

一,內閣制度萌芽

相權和皇權的矛盾是中國古代難以調和的矛盾,為了限制相權,歷朝歷代都會在制度上分化宰相的權力。

在中國古代,中樞決策權總是由外朝向內朝的轉移,非法定機構總會取代法定國家機關的職權,最終演變為了法定機構。在內朝設定之初,內朝官只是秘書機構,然後到後期總會演變為最高行政機構。在這樣的變化中,相權總會起起伏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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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機構演變

漢朝時期,漢武帝為了削弱丞相權力,重用身邊的秘書、侍從、親信為尚書令、侍中、大將軍等,組成了內朝,為皇帝提供參謀意見,以制衡丞相。到了東漢時期,內朝演變為了尚書檯,成為了全國最高行政機構,到曹魏又演變為了尚書省。為了限制尚書省的權力,曹魏又重用侍中等內朝官,形成了中書省,成為新的決策機構。到了隋唐時期,正式形成了三省六部制,相權被一分為三;唐後期,參議國家大政的平章政事又演變為了新的宰相……到了元朝,將全國最高行政機構合併為中書省,設左右丞相為最高長官。因此,元朝的丞相權力又達到了一個新高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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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外朝機構

朱元璋建立明朝後,沿襲了元朝的制度,在中央設定中書省,長官為左右丞相,以掌管六部。但是朱元璋對丞相的權力是十分忌憚的,在全國局勢穩定後,他便試圖去削弱中書省的權力。1378年,朱元璋下令“命奏事毋關白中書省”,也就是各部大臣的奏章可以繞過中書省到達皇帝這裡,這實際上已經架空了中書省了。

洪武十三年(1380年),朱元璋殺丞相胡惟庸,這件事牽甚廣,對明朝政治有著巨大的影響。隨後,朱元璋乘機也廢除了中書省,而中書省的長官——丞相自然也被廢除了。中書省被廢除,原本歸屬於中書省管轄的六部就直轄於皇帝,皇帝的權力空前擴大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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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元璋

不過廢除丞相,也給自己帶來了很大煩惱,尤其是政務繁多。

史料記載,朱元璋曾經在八天內,平均每天批閱200多件奏章,處理國事400多件。他曾經寫下一首詩來表現自己的勤政:“百僚未起朕先起,百僚已睡朕未睡。不如江南富足翁,日高五丈猶擁被。”朱元璋也因此感慨“人主以一人御天下,不可無輔臣”“密勿論思,不可無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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廢除宰相後的權力分佈

1380年,朱元璋讓戶部尚書範敏推薦一些年老的儒生來協贊政事,稱為“四輔官”。“四輔官”並沒有多大的權力,他們只負責為皇帝提供參謀意見。不過由於四輔官年紀都較大,基本不能勝任其職,因此在第二年就廢罷不設。1382年,朱元璋又仿效宋朝的制度,設定殿閣大學土作為顧問:以禮部尚書劉仲質為華蓋殿大學士,檢討吳伯宗為武英殿大學土,典籍吳沈為東閣大學士。又設定文華殿大學士,召集儒生鮑恂、餘銓等輔導太子。殿閣大學士的設定成為了明朝內閣制度的錐形。

由於朱元璋十分勤政,重大政務必然親自處理,因此該時期的大學士很少能夠參與決策,只是參謀顧問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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殿閣大學士

二,內閣制度的形成和完善

朱元璋去世後,建文帝繼位。由於建文帝個人的權力慾望和個人精力比得上朱元璋,因此也更加依賴於大學士,大學士的地位也相對有所提高,黃子澄,方孝孺均受建文帝器重。明成祖朱棣上臺後,命令解縉、胡廣、黃淮、楊榮、楊士奇、金幼孜、胡儼等進入文淵閣,為皇帝提供參謀建議,史料記載為“參預機務”,稱為“內閣”。

此後,內閣的設定成為了定製,內閣制度就正式產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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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棣

此時的內閣權力依然很小,從職責上來說,只是“論思顧問”;

從內閣大臣的階秩來看,還只是五品的中級官員,其地位還抵不過外省的一個知府(四品)更比不上六部尚書;內閣大臣沒有官屬,也就是沒有下屬機構,不能掌握具體的權力;大臣向皇帝上的奏章,無需經過內閣成員,而是直接達到了皇帝手中。

仁宣時期,內閣的地位和權力得到了迅速的擴大。明仁宗朱高熾僅在位一年,但是他卻空前提高了內閣地位。他將內閣大學內閣閣臣的官階從正五品提高到正三品,又重設公孤官,將內閣列入其中。公孤官原本是為文武大臣加贈太師、太傅、太保、少師、少傅、少保官銜而設定的,雖然這些官銜為虛職,但是其地位卻很高,原本都是公侯伯尚書兼任。如今仁宗卻把這些崇高的名號給了閣臣,可見其地位提升之快。不僅如此,仁宗還讓閣臣兼任六部尚書職位,掌握實權,如楊榮為工部尚書、楊士奇兵部尚書、黃準兼戶部尚書、金幼孜為禮部尚書、楊溥也曾兼任禮部尚書。其中楊士奇、楊榮、楊溥的地位較高,史稱“仁宣之間,政在三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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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楊

明宣宗時期,內閣獲得一個重要的職權——票擬權。“票擬”就是閣臣草擬對臣僚各種章奏的處理意見,這是內閣的最大權力所在。

票擬權的出現,使得改變了過去大臣奏章直送皇帝手中的局面,使得閣臣開始掌握一部分行政權,也是的內閣走向了法定化。不過,內閣的本質還為出現變化。閣臣對奏章提出處理意見,也未脫離“參預機務”的範疇,其最終的決定權依然在皇帝手中,必須經過皇帝“披紅”才能夠正是實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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票擬和披紅

三,明朝後期:內閣的宰相化的失敗

宰相是對中國古代君主之下的最高行政長官的通稱,並非實際上的官職名稱。如秦漢的宰相為丞相、東漢為尚書令、隋唐為中書、門下、尚書三省長官、宋朝為平章政事,元朝又為丞相。朱元璋廢除了丞相之後,實際上宰相被皇帝兼任了。而仁宣時期,內閣權力的不斷增大,為內閣成為了新的宰相機構奠定了方向。

明朝中期的內閣“無丞相之名,而有承相之實”,也就是對內閣宰相化的描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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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朝內閣大堂舊址

不過在明英宗時期,內閣的發展卻遭到打擊。明英宗繼位後,重用宦官王振以打擊內閣大臣,開啟了明朝宦官專權的先河。之後長時間中,宦官一直把持著朝政,甚至操縱了內閣閣臣人員的選擇和罷黜。不過,這時候的內閣法定權利也得到了進一步的提高。

景泰時期,對內閣的班次開始有了明確的界定。朝廷律令明文規定,內閣官在午朝的班次上列在六部尚書之上。到了天順年間,內閣甚至可以統領六部了

,《職官志》載:“六部承旨意,靡所不領,閣臣日重”。這也就是意味著內閣成為了法定的百官之首,成為了事實上的宰相機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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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英宗

明英宗時期內閣制度的另外一個變化就是出現了內閣首輔。在此之前,內閣閣臣中雖然有權利大小的區別,但是在實質上並無等差。天順年間,李賢、陳文成為內閣的領袖,“首秉國鈞”,成為了內閣首輔,其次的閣臣就稱為次輔,餘人稱群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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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賢

嘉靖時期,內閣首輔的權力進一步擴大。 1530年,嘉靖皇帝令閣臣單獨排班,而內閣大臣不需要加官也能夠位居六部尚書之前。與此同時,宦官的權勢在嘉靖時期遭到了遏制,使得內閣能夠掌握實權,史稱“閣權始專”。而內閣首輔的權力越來越大,並能夠專斷票擬

。嘉靖皇帝將內閣首輔稱為“元輔”、“首臣”、“首相”等,顯示其地位之重。到了萬曆皇帝時期,內閣首輔的權力達到了空前絕後的地步。

其首輔張居正成為了內閣的領袖,而其他成員則降為首輔的屬員。

而六部尚書的任免權,也掌握到了張居正的手中。這就讓六部一度成為了內閣的下屬機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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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居正

張居正去世後,內閣的的權勢一蹶不振。萬曆皇帝親自後,內閣和六部又開始了權力爭奪,最終六部取得了勝利,脫離了內閣的控制。到了天啟年間,宦官勢力再次崛起,內閣成為了宦官專權的一個工具,從此,內閣制度就走向衰落了。到了清朝建立,內閣進一步衰退為了名存實亡的機構,也是虛職了。

在早期,內閣是朝著宰相制度的方向在發展的,但是隨著張居正的去世,內閣的宰相化就遭到遏制而失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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