無語duVL45WG 2016-05-18

屈原故里在哪？當然在宜昌秭歸，這是婦孺皆知的基本常識。但如今，這一常識遭到挑戰。但是 知名屈原研究專家、中國屈原學會副會長、浙江師範大學教授黃靈庚教授認為，還沒有有力的證據能證明西峽是屈原故里 。

長期研究屈原和楚辭的譚家斌向記者出示了大量有關屈原生於秭歸樂平裡的資料，並對西峽的相關說法進行了迴應。他說，屈原作品 《九歌·東君》在秭歸有出土文物“太陽人”佐證；屈原《離騷》述及植物28種，樂平裡竟然存在15種之多；北魏酈道元《水經注》引東晉袁山松《宜都山川記》，明確肯定屈原誕生於秭歸樂平裡；唐代歸州刺史王茂元於元和十五年（820年）在城東五里首建屈原祠，作《楚三閭大夫屈先生祠堂銘並序》，稱屈原“秭歸人也”；樂平裡有史籍記載至今尚存的屈原古遺址。

楚國國都數次遷徙，但國都名依舊是“丹陽”，對於屈原時期的楚國國都“丹陽”，根據古籍以及當今考古發掘資料，可以明確屈原時期的楚國國都“丹陽”在湖北省宜昌市境內（秭歸至枝江一帶）。

1、穎容《春秋傳例》：“楚居丹陽，今枝江縣故城是也。”；《史記集解》引徐廣：“（丹陽）在南郡枝江縣。”；《續漢書·郡國志》：“枝江，侯國，本羅國，有丹陽聚。”此說起源於東漢，時代頗早；《山海經·海內南經》：“丹山在丹陽南，丹陽居屬也。”郭璞注：“今建平郡丹陽城，秭歸縣東七里。”；酈道元：“秭歸，蓋楚子熊繹之始國”，“丹陽城，⋯⋯楚子熊繹始封丹陽之所都也”，“楚子先王陵墓在其間，蓋為徵也。”

2、姬瑕（公元前？-公元前1002年），即周昭王，中國周朝第四代王。亦是楚國第四代王熊繹時期。昭王十九年，他親自統帥六師軍隊南攻楚國，全軍覆沒，昭王死於漢水。說明此時楚國國都已經遷徙至漢水以南的秭歸至枝江一帶，所以周昭王反覆涉漢水攻楚國，周昭王后來溺死於漢江。而南陽淅川在漢水北，根本就不是楚都。且丹江水庫中的龍城古城址，已出土的楚文物年代最早不過春秋中期，所以丹淅說還未能得到考古學上的證明。只能說明是個楚國城池而已。

《竹書紀年》：“周昭王十六年，伐楚荊，涉漢，遇大兕”，“周昭王十九年，天大曀，雉兔皆震，喪六師於漢。”《史記·周本紀》：“昭王之時，王道微缺。昭王南巡狩不返，卒於江上。”《左傳·僖公四年》：“貢之不入，寡君之罪也，敢不共給。昭王之不復，君其問諸水濱！”此外，昭王南征在金文中也有許多反映，如周昭王時銅器“京師畯尊”銘文：“王涉漢伐楚⋯⋯”李學勤先生介紹該器時指出：“不管成王時所封熊繹的丹陽是不是丹淅一帶，昭王時的楚都只能是在漢南了。”文獻記載熊繹曾在成王時受封，則周昭王時正當熊繹之孫輩前後，從《楚居》看此時仍居於夷屯。由此可以推斷，夷屯是位於漢水以南的，這是對“南系說”的支援。李家浩先生就認為“夷屯讀為夷陵”，“在宜昌東”，這個意見值得重視 。

3、《楚居》中熊渠至熊儀所居的發漸、旁屽、喬多，這些地名不見於文獻記載。可喜的是，2012 年6 月枝江白洋鎮萬福堖遺址出土一批窖藏銅器，含11 件編鐘和1 件鼎，其中1 件編鐘上刻有銘文，內容十分重要：“楚季寶鍾，厥孫乃獻於公，公其萬年受厥福”。從編鐘銘文來看，楚季獻鐘的“公”當即為楚公。楚公器物出土於枝江，表明枝江與該楚公時期的中心區域有關。在2012 年8 月17 日舉行的“ 宜昌萬福堖遺址考古發現新聞釋出會”上，參與此次出土文物鑑定的學者認為編鐘時代“屬於西周中晚期”。李學勤先生在《試談楚季編鐘（待刊稿）》中指出其時代屬於“周厲王前後”，並認為編鐘銘文的“楚季很可能便是季”，“萬福堖遺址不會是鄀，也不會是若敖以下所居的焚（蚡）、宵（銷）等地，頗有可能是喬多或近於喬多”。這個分析是精當的。由前文分析可知，若敖時楚都開始遷離秭歸、枝江一帶，向雎漳與漢水之間的平原地帶發展。由楚季編鐘看，喬多最可能是在枝江，可以推斷《楚居》中發漸、旁屽的地望，也與喬多屬於同一個區域範圍，應在秭歸至枝江一帶。總之，文獻中的早期楚都“丹陽”，內涵相當於《楚居》中的京宗、夷屯、發漸、旁屽、喬多、鄀、焚、宵等一組地名。其大體的遷徙過程是：京宗在雎漳上游的荊山一帶，夷屯在宜昌一帶，發漸、旁屽、喬多在秭歸至枝江一帶，鄀、焚、宵則位於雎漳水與漢水之間的平原地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