銘刻74599962c81 2017-10-15

周錫恩，字伯晉，別號是園先生，湖北省羅田縣平湖鄉古羊山人。周錫恩自幼穎悟，未成年即考取秀才。清光緒二年（1876年）湖北優選貢生，周錫恩被列為第一名。光緒九年（1883年）考取進士，授翰林院編修，並以其文思敏捷，才情奔放，剛正廉明而備受推崇，曾數次出任鄉試主、副考官。光緒十九年（1893年），周錫恩任浙江省鄉試的副主考官，碰到了與魯迅祖父周福清有直接牽連的科場舞弊案。

清代，是一個“科場舞弊案”發案率頗高的封建王朝，有大部分案子是真的，而有小部分是恣意誇大的，乃至是無中生有的。例如，順治十四年（1657年）發生的兩個著名科場案，造成被殺、被流放的人很多，而其中一個所謂“南闈科場案”就是一個無中生有的大冤案，造成包括主、副考官在內的20名官員被殺，8名已被錄取考生革去功名不算，還同其父母、兄弟、妻小一起流放到東北邊陲寧古塔的大悲劇。

1893年發生在浙江省鄉試舞弊案確實是真的，並直接與魯迅祖父周福清有關聯。天下事真是無巧不成書。這年，在京城做“內閣中書”的周福清母親病故，他特從京城趕回老家奔喪。此時，適逢浙江省舉行鄉試，鄉試的主考官殷如璋是周福清的同榜進士，又有較深的交往。紹興的馬、顧、陳、孫、章五姓大家互為親友，其子弟個個不學無術，若憑真才實學去應試，肯定名落孫山。當他們得知這層關係後，使商量聚銀一萬兩託周福清去賄賂殷如璋，給子弟騙個舉人的頭銜，光宗耀祖。起初，周福清怎麼也不肯，他深知自己在京城只是個七品小官，此事又非同兒戲，一旦敗露就要惹出大禍來。但是，周福清與這五家都沾親帶故，況且自己的兒子周伯宜（即魯迅的父親）也參加鄉試，順便沾沾光，便在這些人的再三請求，又礙於情面的情況下，周福清就到杭州等待主考殷如璋的到來，見過面後，次日，差遣跟班徐福給殷如璋送信，信中夾有一萬兩行賄銀票。此時，恰巧主考殷如璋與副主考周錫恩一起聊天，殷如璋知其奧妙，便不立即拆看。那徐福乃是鄉下人，等了一陣便急了，就大聲說：“銀信為什麼不給回條，我回去怎麼交差。”行賄之事一下子敗露了。殷如璋、周錫恩見是行賄，互相礙眼，於是一同下令拿下徐福。行賄案由浙江巡撫崧駿上奏朝延，光緒皇帝看了奏本後大怒，立即下旨派人到浙江調查。意想不到的是，當地有人為保護殷如璋卻唆使考生，反誣周錫恩是受賄者。周錫恩在尋找各種途徑，付出艱辛努力都無法自證清白的情況下，便無奈告假還鄉，等待調查結果，只得聽天由命了。

幸虧過了不久，案情終於查清了，光緒帝又下旨：“周福清著即革職，查拿到案，嚴行審辦。”此時已逃到上海的周福清也嚇破了膽，在聖旨未到之前，就自動前去衙門投案，被押在杭州。殷如璋也受到了懲罰。

當時，朝廷正處於內外交困，光緒帝心亂如麻，未繼續下旨對此案嚴厲處置，又因刑部尚書薛允升與周福清是同僚好友，便採取拖延術，等待時機解脫周福清。果然，1900年八國聯軍攻入北京，又逢義和團運動爆發，刑部監獄大亂，犯人乘機逃跑了。但半個月後，又有一些犯人自動回監投案，薛尚書大為感動，頓發慈悲，上奏光緒帝給犯人免罪，獲准。於是薛允升乘機把周福清列入準釋名單中，耍個小手腕，便把坐牢8年的周福清釋放了。

周福清案發時，魯迅剛好12歲，周家便開始了由盛轉衰的中落，少年魯迅也因此深切感受了世態炎涼，人情冷暖。它在對魯迅的個人成長史和精神發展史上，都產生了深刻的影響。假如周家老小因此案被殺、或被流放到邊陲荒涼悽苦之地，那我們也許就沒有《狂人日記》、《阿Q正傳》等偉大著作可讀了。

可以說，中國自考試製度形成以來，舞弊這個“毒瘤”便隨影而行，從未杜絕過，只不過是表現程度不同而已，哪怕處罰再嚴厲，仍有人膽大妄為，以身試法。再看如今的高考、研究生招考等國家考試，隨著高科技的飛躍發展，舞弊者也“與時俱進”，花樣翻新，層出不窮，防不勝防。看來，考試中的防舞弊之戰，可借用魯迅先生的一句話 ，戰鬥正未有窮期。

熙熙470647569 2017-10-15

少年時代的魯迅，曾因家庭生活的變故，而飽受人情冷暖、世態炎涼。他在為《阿Q正傳》俄文譯本寫的自敘傳略中回憶：其祖上本是殷實富足的大家，“但到我13歲時，我家忽而遭了一場很大的變故。幾乎什麼也沒有了；我寄住在一個親戚家，有時還被稱為乞食者”。這“很大的變故”指的就是他的祖父周福清的科場舞弊案。

周福清是同治十年（1871年）辛未科進士，字震生，號介孚，浙江會稽人，曾由散館改任知縣，後又改任內閣中書。

光緒四年（1878年）卓越政績的兩江總督沈葆楨參劾了一批知州、知縣職級的官員，其中包括擔任浙江杭州府金溪縣知縣的周福清，評價他“辦事顢頇而文理尚優”。“文理尚優”是沈葆楨對周福清進行肯定的一面，“辦事顢頇”則是對他否定的一面。什麼是顢頇呢？顢頇就是馬虎、糊塗。質言之，沈葆楨認為作為知縣的周福清是個庸官。但是，庸官畢竟不屬於貪官，且周福清還有“文理尚優”的長處，因此，沈葆楨是公正的，只是向皇上建議對周福清“歸部改選教職”，也即沈葆楨認為周福清作為知縣是個庸官，但既然有“文理尚優”的特長，就還可以擔任教育方面的官員。

周福清雖然是個庸官，但顯然官癮不小，他除了擔任知縣實缺外，還走陝甘地區路徑另外捐報了一個同知職銜。知縣是七品，同知是五品，相當於了今天的副地廳局級幹部。不過，既然沈葆楨考核他為了一名庸官，他的仕途也就難以發展了。光緒五年（1879年）軍機處經過考察後，決定對36歲了的周福清“照例以原品休致”，也即保留其七品級別而不實用，把他休到了一邊。周福清所報捐的同知銜是白花了錢財，不能得到真正承認，不過，他無法接受不當實職官員的命運，便在光緒四年當年即又捐了個內閣中書職務。該職務仍然是七品，但名義上屬於了京官，似乎還是“升”了官。

光緒十九年（1893年）九月，浙江鄉試正考官殷如璋（亦作殷汝璋）南下路過蘇州，周福清的家丁陶阿順向殷如璋遞交了一封信。結果，陶阿順當即被殷如璋扣留，將他跟信函一起交給了蘇州府收審。蘇州府隨即又把陶阿順移送給浙江方面，由浙江巡撫松駿、臬司趙舒翹、藩司（布政使）劉樹堂及杭州知府陳璚進行查辦。這就有了周福清賄賂浙江主考官一案。該案當即震動軍機處，遞交到了光緒皇帝案頭，並由江西道監察御史褚成博共同參加審理。十一月，光緒皇帝下令將周福清革職並予以抓捕。

不過，周福清並不是被抓到的，而是自首的。原來，周福清有個兒子叫周用吉，也就是周氏三兄弟的父親，他要參加該年舉人科考（鄉試）。周福清到上海打探訊息，知道正考官是殷如璋，當時一定是大喜，便乘船到了殷如璋南下必經的蘇州，讓家丁陶阿順去投名帖和信函。據民國房兆楹、杜聯喆合編《增校清朝進士題名碑錄》記載，殷如璋系江蘇揚州府甘泉縣人，同治十年（1871年）辛未科二甲第17名進士，周福清是三甲第15名進士，彼此屬於同科。周福清竟以為同科友誼可以幫他舞弊，就在信函中列了“小兒”周用吉等人名單，寫了一張洋銀一萬元支票。不想，殷如璋並不願意受賄舞弊，當即就把上門遞送的家丁陶阿順抓起來交給了蘇州府。躲在上海租界的周福清自首，實際也是無奈，一是光緒皇帝的抓捕命令嚇住了他，二是這時候兒子周用吉已經被浙江巡撫松駿抓捕到案，做父親的不自首寶貝兒子就要徹底完蛋了。

雖然周福清屬於行賄犯罪未遂，但所犯罪行性質依然屬於應當處以死刑，考慮到軍機處“減等”意見，就給個面子，將周福清從斬立決改為斬監候，也即給予緩期執行，到次年秋後再砍他腦袋。

不過，由於這樣一緩刑，周福清的腦袋就保住了，他的案件由此被擱置起來，到光緒二十一年還處於斬監候狀態，而到光緒二十七年（1901年）時，周福清竟然被“開釋”，即釋放了。這個結果，可以說比最初軍機處主張的“杖一百，流三千里”輕得多，因為“杖一百，流三千里”雖然不是死刑，但也基本是失去了活著還鄉的機會，而周福清現在等於只是在監獄蹲了6年多有期徒刑的牢而已。

揮別時5d4 2017-10-15

壬辰除夕（1893年2月16日），周福清的母親戴氏去世。他收到電報即奔喪回家，清代官員父母去世要去職三年歸裡守孝。而此時的周福清已是虛歲五十六的人，再過四年，就六十歲了，哪裡還能再有

補缺的機會？對此，周福清自己心裡想必也很清楚————自己的仕途就這樣基本到頭了。可巧的是，這一年恰好是慈禧太后六十歲大壽。按慣例，甲午（1894）年要開恩科，故鄉試得以提前一年。而恰恰就是這次恩科鄉試成了周家“從小康而墜入困頓”的轉折點。大家都知道，在清代，科舉賄考舞弊之風甚熾，這是當時政治的腐敗在科考中的一種體現。所以，當準備參加鄉試的紹興秀才得知由京城來杭州的正主考官殷如璋與周福清是同年（鄉試會試同榜登科者），就不斷有人來求周福清利用這一關係打通關節，紹興的馬、顧、陳、孫、章等五個家中有錢的秀才更是湊足一萬兩銀子，託周福清去送給殷如璋，以買通關節、鄉試中舉，並答應事後會給周福清一些酬報。周福清深知這件事非同兒戲。可是，周福清與這五家都沾親帶故，再加上考慮到自己的兒子周用吉（字伯宜，魯迅和周作人的父親）雖已是秀才，但接連幾次鄉試都未能中舉，現在既然五家人願意出銀萬兩，只要自己出面周旋說情，便可省去一份賄銀，當然是一件合算的事情。於是，在礙於情面、經不住親朋好友的極力攛掇的情況下，為了兒子的仕途前程，他最終還是決定去鋌而走險了。當打聽得知殷如璋此次來杭是取道運河、其間要在蘇州稍事停留後，周福清就認定只能在蘇州相機與殷聯絡了。於是，在一切準備妥當之後，七月二十日（8月31日）這天，周福清就帶著僕人陶阿順由紹興啟程了。他們中途經過上海，於七月二十五日晚到達蘇州，泊船靜候殷如璋等人所乘坐的官船的到來。兩天後，殷如璋的官船果然在七月二十七日如期抵達蘇州，停泊在閶門碼頭。

周福清得知這一訊息後，不敢怠慢，當即派陶阿順拿著事先擬好的、一封帶有關節字樣（所謂關節，是指與考官事先約好，在試卷某處用某幾個字眼作為暗號）的書信前去投帖拜會，並囑令陶阿順先去投帖拜會，如不見，再投信函。沒想到這陶阿順是一個粗人，由船伕駕了小船悄悄劃到大船邊後，竟然將名帖信函一併交給殷如璋的差人。而此時，殷如璋正在船艙內與副主考周錫恩談話，見差人送上一個厚厚的信封，心中大約早已有數，便將信封放在桌上，當然是想等周錫恩離開之後再拆開來看。陶阿順在官船邊左等右等，不見一點訊息。於是，沒有見過世面更不懂官場規矩的他，終於耐不住性子，對著官船大聲叫嚷：這一萬兩銀子的事非同小可，怎麼收了銀子連個收條也不給？聽他這麼一喊，殷如璋知道事情再也瞞不住了，便示意周錫恩拆閱來信，發現信封中“內計紙兩張，一書憑票洋銀一萬元等語，一書考生五人：馬官卷，顧、陳、孫、章，又小兒第八，均用‘宸衷茂育’字樣。又周福清名片一紙，外年愚弟名帖一個各等。”

至此，周福清賄考事已完全敗露，殷如璋只好擺出一副義憤填膺的樣子，公事公辦地差人將陶阿順拿下，“押交蘇州府收審”，陶阿順當即供出自己是受周福清指使。七月二十七日陶阿順送信一去不回，周福清就已知道事情不妙，嚇得生了病。他先避住上海，大約八月下旬返回紹興，後來周福清自知此事最終是躲不過去的，為了避免牽累親朋和家人，就自行赴縣衙投案自首了。

在供詞中，周福清竭力把這事說成不是經過大家計議過的，而是他到北京探親路上，途經上海時一時起意，事前有關的人並不知情。至於那一萬元的銀票，也只不過是一紙空票。因為那幾家家道殷實，事後不愁無人承諾費用。這樣，他就把一切責任全攬在自己身上了。浙江巡撫崧駿接受了他這種供詞並據以奏聞，其原因應該是崧駿也不想興大獄，這一點在他十一月初十的奏摺中有所反映。在這道奏摺中，他還報告了已做的處理：“廩生馬家壇、生員周用吉，訊非知情，業已分別斥革，應與訊不知情之家丁陶阿順，均無庸議。函內所開顧、陳、孫、章四姓，並無主名，該革員既供先未與各家商謀，應免查提以省株累。”

曉徑煙雨 2018-05-19

這就是名人效應麼，沒有魯迅，你又會對魯家有多大的關注，不能理解劣根性在這光環下卻不存在一點點的瑕疵，更不能理解為什麼會有黑魯迅呢，難道這些人都是白痴麼，就沒有受過高等教育的人麼，為什麼會褒貶不一呢，誰對誰錯能做梳理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