杞傲厹09N 2020-11-28

弘治年各種自然災害頻發，他就減稅，平均每年減免地方賦稅達到了800萬石，是明代減稅數額最多的一個皇帝；黃河氾濫，漕運不暢，他就治河，僅僅從弘治二年到弘治八年，就動員治河民夫六十餘萬人次；

成化年幾次對北方用兵效果不佳，大明邊軍戰力迅猛下滑，他就積極防禦，不主動出擊，並且讓馬文升推行軍務改革；因為嚴重的人地矛盾無法獲得根本性扭轉，他就加強儒家文化的推廣，以圖在思想層面讓世人遵從社會秩序；而像那些整頓吏治，完善監察體系，約束勳貴枉法等舉措，更是常規操作。

朱佑樘的所有舉措其實都是在做一件事情：緩和明代中期的社會矛盾。

事實證明，即使這種小小的補漏舉措，經過長年堅持，同樣能取得不俗的成績

。最明顯的例子就是人口和朝廷收入的增加。

以財政收入來說，從景泰，天順，成化年間來看，朝廷的財政收入平均數在2600萬石左右，而弘治年這個數字到了2700萬石。不要小看這區區100萬石的增長，要知道這個數字的增長有兩個重要前提：

未進行深化的土地改革和常年保持大額賦稅減免。

所以，朱佑樘執政的十八年時間，作為一個守成之君，他的確做的不錯，但如果你要說這是大明朝的“中興”，又似乎有些言過其實。

“弘治中興”這個評價，更多的來源於大明皇帝間縱向的歷史對比。

明初洪武，永樂兩個時期，算是初代的創業皇帝，各種創造性的文治武功。這個正常，王朝的開局總歸是一片朝氣蓬勃。建文朝我們暫且不提，接著就是洪熙，宣德了，著名的“仁宣之治”，本質上是大亂之後的大治，只要朝廷不折騰，經濟民生自然能夠恢復。

然後就是正統，景泰，天順三個時期。正統年本來有機會把大明推向一個新的高度，而“土木之變”把這個趨勢徹底打斷。景泰時期基本上就是讓大明走出“土木之變”的陰影，天順年朱祁鎮復辟後，也因為之前栽的跟頭太大而謹小慎微。

成化年大家都知道，朱見深還是想做事情的，對蒙古，對西南少數民族地區，對建州女真，對荊襄暴亂，都是主動出手的。這麼一折騰，國力又損耗了，這才來到弘治年。

而往後的帝王呢？正德年的朱厚照是什麼秉性大家都知道；而從嘉靖時期到萬曆年，皇帝們走的又是完全不一樣的另一個路數。晚明的時局又太糜爛，皇帝們除了拆東牆補西牆，基本也沒精力忙別的了。

所以明孝宗朱佑樘，算是大明最後一位走儒家正統路子的皇帝，恰巧人緣好，也確實有一點成績，那麼這個“中興”之主的讚譽，就給他了。

結言

朱佑樘是受過良好教育的一位皇帝。從被立為太子，出閣讀書，到登基繼位，朱佑樘差不多接受10年左右正統的儒家文化薰陶。客觀地講，從人品這個角度，朱佑樘確實在帝皇之中屬於佼佼者。試想，一個想賞賜給宮中樂人幾兩碎銀都做得偷偷摸摸，怕被言官知道的皇帝，人能壞到哪去？

但也就是這股“畏畏縮縮”沒什麼主意的樣子，始終讓我很難去喜歡這個人。也許看慣了朱元璋的殺伐決斷，見識了朱棣的金戈鐵馬，哪怕是正德的不管不顧，嘉靖的陰沉權謀，到了

朱佑樘身上，總少了些老朱家的血氣與幹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