匿名使用者 2013-07-14

光緒二十三年十月（11月），德國強佔膠州灣，瓜分大禍迫在眉睫。康有為立即從南方趕到北京，於十一月十二日（12月5日）呈上6000字的《外釁危迫，分割迭至，急宜及時發憤，革舊圖新，以少存國祚折》，即《上清帝第五書》。這次上書較前數次上書情詞激烈。他開門見山，痛切批評清朝統治階級沒有吸取以往戰爭失敗的教訓，仍然苟且偷安，故步自封，守舊不變，致使國勢日衰，釀成今日之禍。他警告說，現在中國的危險情形好比“地雷四伏，藥線交通，一處火燃，四面皆應”，如果仍不思變法圖強，恐怕此後“皇上與諸臣，求為長安布衣而不可得矣！”他並向光緒帝提出了變法的上、中、下三策，以供採擇：

上策是“採法俄、日，以定國是”；中策是“大叢集才而謀變政”；下策是“聽任疆臣各自變法”。認為能行上策，可以強；行中策，可以弱；行下策，可以不亡。在這次上書中，比第四書更為鮮明地提出了“自茲國事付國會議行”，“採擇萬國律例，定憲法公私之分”等內容，涉及了清朝中央政權體制的改革，體現了維新派追求資產階級民權制度的政治理想。可惜的是，由於時間匆忙，上書系倉促擬就，故對這些帶有根本性的改革建議，未能深入展開論述。這次上書由於工部尚書淞桂扣壓，不肯代呈，故仍不得上聞。但為京中許多官員輾轉傳抄，天津、上海、長沙的報紙也陸續披露刊載，上海大同譯書局於當年十二月（1898年1月）即出版了單行本。十一月十九日，給事中高燮曾並上書推薦康有為，要求光緒帝予以召見，恭親王奕？以清朝慣例，非四品以上高官，皇上不能召見為藉口，加以阻撓。光緒帝遂於二十四年正月初三（1898年1月24日）命王大臣於總理衙門西花廳接見康有為，詢問變法事宜。次日，翁同？將召見情形報告給光緒帝，並加以保薦，光緒帝命康條陳所見，同時進呈其所撰《日本變政考》等書。正月初八，康呈上《外釁交迫，分割迭至，宜及時發憤，大誓臣工開制度新政局折》，即《上清帝第六書》。此折是康有為提出的統籌全域性、盡變舊法的綱領性檔案。主要內容如下：

一、再次強調“明定國是”的重要性，形象地將“定國是”比喻為船上的舵、羅盤的針，沒有它，無以定航向，船不能行駛。認為“明定國是”是實行維新變法不可或缺的大前提。

二、提出變法的施政綱領。康有為認為中國變法“莫如取鑑於日本”，走日本明治維新之路。他把日本明治維新的經驗歸納為3條：

1。“大誓群臣以革舊維新，而採天下輿論，取萬國之良法”；2。“開制度局於宮中，徵天下通才二十人為參與，將一切政事制度重新商定”；3。“設待？所，許天下人上書”。康有為指出，“此誠變法之綱領，下手之條理，莫之能易也。”此三條，第一條標明其依靠君權實行變法，是變法的前提；第二條是要改革中央政府的權力機構，要使維新派參與政權，是變法能否成功的關鍵；第三條是要廣開言路，是變法順利推行的條件。

三、提出以設立制度局為核心，建立從中央到地方一整套全新的政治機構的主張。按照康有為的設想，制度局是一個指導全國變法的中樞機構，參加制度局的人選應當是妙選“天下通才”（指維新人士）十數人為“修撰”，派王大臣負責主持，體制平等，便於商榷，每日值內，共同討論，皇上親臨，折衷一是。

制度局的職能是將舊制新政，斟酌其宜，某政宜改，某事宜增，草定章程，考核至當，然後施行。為推行新政，康有為還建議在中央設立12個專局：法律局、稅計局、學校局、農商局、工務局、礦政局、鐵路局、郵政局、造幣局、遊歷局、社會局、武備局。凡經制度局所議定新政事宜，皆交12局施行。可見制度局是立法機構，12局是行政機構。地方機構改革的主旨是變“官”為“差”，道設新政局，縣設民政局，管理各級地方新政事務。四、此次上書放棄了前幾次上書當中提出的民權要求，不再提設立議郎、議院、國會、憲法等項主張，而一概代之以設制度局，這是一種策略上的重大轉變，由“變於下”改變為“變於上”，由興民權以挽危局，變為以君權雷厲風行推行新政。

施行策略轉變的原因，一是頑固派與維新派力量對比懸殊，強行民權，阻力太大，即便施行，仍為頑固派所操縱，結果會適得其反，反而不如以君權雷厲風行，推行新政更為有利。也就是梁啟超所說的“借君主之法，行民權之意”。二是由於中國民智未開，不具備行民權的條件。三是二十四年初，光緒帝已有接受變法的意向。既要依靠皇帝推行變法，就需制訂一套皇帝及其左右都能接受的變法方案，故只得放棄民權要求，而提倡尊君權。這種策略的轉變從政治上說雖是一種倒退，但卻符合當時的實際情況。以後康有為的上清帝書和新政奏議基本上堅持了第六書提出的方針。光緒皇帝看了這個奏摺非常滿意，“置御案，日加披覽”，“變法之志更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