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zzgtkbr2018-01-28

咸豐帝雖然才智中平，政治平庸，但在維護皇權這一根本問題上並不糊塗。當他的身體越來越差，不得不考慮自己身後大事時，對肅順等人則採取了於利用中加以防範的態度。

史家多言，載垣、端華、肅順等人在北京之時，即頗受咸豐帝的依重。隨同咸豐帝逃到熱河後，少了其他王公大臣的競爭傾軋，載垣等人，尤其是肅順，更是深得咸豐帝的專寵信賴。此說不錯，但又未必盡然。

咸豐帝在其身體尚屬康健之時，無論是對滿朝的文武大臣，還是對載垣、肅順等人，都具有實足的政治自信，雖亦時時存有防範之心，但基本上是信任重用的。

咸豐帝之所以依重肅順等人，主要是基於兩個層面的考慮。

第一，咸豐帝與肅順等人在國內外諸多問題上的態度基本一致。在對外問題上，他們的思想較為侷限保守，既不願輕易對外屈服，又提不出切實可行的抵抗辦法；在國內問題上，他們皆堅決主張鎮壓太平天國起義，並在一定程度上依重於曾國藩、李鴻章等漢族官僚及湘軍、淮軍等。

第二，在革除官場種種弊端、整飭吏治、激濁揚清等方面，他們皆曾主張為政苛嚴，雷厲風行，治亂世用重典。咸豐帝對肅順等人的專權行為雖也有所察覺，但在清廷上下因循敷衍、拖拉疲玩的吏治官風下，他卻很欣賞肅順敢作敢為的做事風格與魄力。他認為，肅順等人充其量僅是一個權臣而已，他們對自己是忠心耿耿的，其目的也是為了大清的江山。

只要自己把握住政治的大方向和改革的力度與進度，即可放手讓肅順等人去做；儘管肅順為政尚嚴，作風跋扈，但決非奸臣，至少目前不是。況且環視朝廷上下，確實也沒有哪些大臣比肅順等人更為合適了。

咸豐帝臨終之時發下兩道諭旨。

第一道諭旨是立載淳為皇太子。

第二道諭旨是命載垣、端華、景壽、肅順、穆蔭、匡源、杜瀚、焦？瀛八大臣，“盡心輔弼，贊襄一切政務”。

第二道諭旨的人事安排，就當時清廷諸大臣的具體情形而言，並無重大的不妥，更無原則性的錯誤，基本上符合“親親尊賢”的祖制，充分反映出咸豐帝對載垣、端華、肅順等人政治上的倚重與信任。

咸豐帝之所以任用肅順等人來輔佐自己的兒子，在他看來至少有三個好處。

其一，肅順等人不但辦事果斷，不講情面，頗有法家的做事風格，而且具有治國輔政的經驗，他們可以保證國家機器的正常運轉，既能堅決抵抗外國的侵略，又能有效地鎮壓國內的太平天國起義等。

其二，肅順等人敢作敢為，可以有效地抑制懿貴妃和恭親王奕？等人，有利於自己兒子皇位的穩定。

其三，肅順等人雖是清廷重臣，但從皇統的血胤方面而言，他們或是遠支宗親，或是與皇族沒有任何關係的一般的外姓大臣，說到底，也不過是大清皇帝的臣子、奴才。在一般情形之下，這些人雖然可以掌握清廷大權於一時，但不會對皇權造成根本性的威脅。他們若膽敢挑戰皇權，且不用說王室宗親必將起而反對，即使是眾多的朝廷重臣也會挺身而出，就是小小的御史言官參他們一本，也足以讓他們“吃不了兜著走”。

也就是說，肅順等人治國理政的能力絕不比恭親王奕？差，而其盡心輔助幼帝，將來歸政幼帝的可能性又遠比恭親王奕？要大得多。

就八大臣輔政制度而言，咸豐帝無疑是重用肅順等人的。重用歸重用，但還是要防範的。

講到咸豐帝對肅順等人的防範，由載垣、端華、景壽、肅順、穆蔭、匡源、杜瀚、焦？瀛八大臣共同輔政制度的相關規定，尤其值得關注研究。

1643年9月21日（崇德八年八月初九），清朝的第二代皇帝皇太極死後，順治帝幼年繼位，當時由睿親王多爾袞、鄭親王濟爾哈朗兩位親王輔政。但後來卻出現了多爾袞一人大權獨攬，妄稱“皇父”的大臣專制朝局。

1661年2月5日（順治十八年正月初七），順治帝死後，孝莊太皇太后，大概是汲取了多爾袞擅權的教訓，為康熙帝選擇輔政大臣時，數目增加了一倍，任命索尼、蘇克薩哈、遏必隆、鰲拜四大臣輔政，以使其互相制約，避免某一位大臣專政局面的出現。

現在咸豐帝為幼帝載淳選定的輔弼大臣數目又再次增加一倍，這樣既可以使肅順等八大臣互相牽制，又可借用他們的政治經驗與集體智慧，共同輔佐小皇帝，處理軍國大事，基本上將懿貴妃和恭親王奕？排除於權力核心之外，使他們不得參與日常的政務處理。

在咸豐帝設計的八大臣共同輔政制度下，肅順等人雖可參與一切日常政務處理，但其性質僅是“贊襄”。贊者，贊助、幫助是也；襄者，襄助、襄理是也。他們的根本職責只是“盡心輔弼”小皇帝而已。這是咸豐帝后事安排的得意之筆。

咸豐帝確定的皇后和小皇帝鈐印製度，是咸豐帝為了防止大權旁落於肅順等人之手的另一後事安排的得意之筆。咸豐帝臨終之時，將自己平時非常喜歡的兩枚私印“御賞”和“同道堂”，分別交授皇后鈕祜祿氏和兒子載淳，並規定，凡是皇帝的諭旨，在起首之處，必須鈐蓋“御賞”印，即所謂的“印起”；諭旨的結尾之處，必須鈐蓋“同道堂”印，即所謂的“印訖”。

這是為了防止某些別有用心之人將個人意思新增在諭旨前面或後面的舞弊行為。凡鈐加了這兩枚印章者，才是皇帝認可的諭旨，否則無任何效力，賦予了皇后和皇上最高、最後的裁可權與否決權。

咸豐帝自認為授以八大臣贊襄政務，共同輔政的權力，既可使八大臣之間互相牽制，防止某一親王或大臣專權，又可有效地排除當時的懿貴妃，後來的慈禧太后攬權干政的可能，同時又可有效地排除恭親王奕？對小皇帝皇位的威脅。而皇后和小皇帝鈐印製度，又可防止八大臣沆瀣一氣，結黨弄權，排除了肅順等人挾制天子的可能，從根本上保證最高權力掌握於自己的兒子手中。

總之，在咸豐帝看來，他的這一後事安排，實在是一種調適權力平衡、完美無缺的制度安排。

然而，事實證明，咸豐帝的這一安排並不高明，不但使肅順等人深陷清廷內部權力鬥爭的政治漩渦，而且引發了晚清政局、朝局的巨大震動，促成了慈禧太后長達47年之久的太后垂簾統治。

咸豐帝雖將“同道堂”的印章交給了兒子載淳，但當時載淳只有六歲，既不能妥善地保管，更不能有效地使用好這一印章，只能由他的生身母親懿貴妃代為保管。於是，懿貴妃便順理成章地取得了代子鈐印之權，而這一代子鈐印之權，如果運用得恰當，則可取得與皇帝無異的無上權力。果不其然，後來慈禧太后透過一系列的鬥爭與政變，終於得以直接出面垂簾聽政。難怪時人王？運在《獨行謠》中說：“祖制重顧命，姜姒不佐周。

誰與同道堂，翻怪垂簾疏？？祺祥改同治，御座屏波離。”“咸豐之死”中也說：“北狩經年蹕路長，鼎湖弓劍黯灤陽。兩宮夜半披封事，玉璽親鈐同道堂。”對於日後釀成慈禧太后垂簾聽政的局面，咸豐帝負有重大責任。從這個意義上講，咸豐帝是有負於肅順等人的，肅順不幸做了皇權政治鬥爭的犧牲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