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詩人張籍的老師是誰？

作者：由匿名使用者發表于詩詞
2021-11-07

匿名使用者 2011-11-19

出身寒微，有才難展，貧病交加，久受壓抑，這就是中唐詩人張籍的一生。正是這個原因，他接近人民，同情人民，寫下了許多人民性很強的作品，一直為後世所稱道。

賈島曾寫過一首謎語式的小詩，叫《延康吟》：“寄居延壽裡，為與延康鄰。不愛延康裡，愛此裡中人。人非十年故，人非九族親，人有不朽語，得之煙山春。”這位“裡中人”是誰，竟使賈島如此傾心拜倒呢？他不是別人，正是詩人張籍。

張籍字文昌，生於唐代宗大曆初年（約770年前後）。祖籍吳郡（今蘇州），幼遷居和州（今安徽和縣）烏江。他的詩文為韓、白二人所推重。韓愈稱道他“龍文百斛鼎，筆力可獨扛”（《病中贈張十八》）；白居易更讚譽他“尤工樂府詩，舉代少其倫”（《讀張籍古樂府》）。而這位成績卓著的詩人的遭遇卻很不幸，真可謂貧病交迫，坎坷一世。

張籍出身寒門，故其上世已無可考。大約因自幼家境不好，他年紀很小時就遠離故鄉。他的《遠別離》詩說：“念君少年別親戚，千里萬里獨為客”，其實正是他的自況。這一別家門，直到二十多歲才得回鄉。起初他曾在鵲山漳水一帶（今河南省西南部）求學，跟後來與他齊名的詩人王建同學十年。同學期間建立了深厚的友誼。王建《送張籍歸江東》說：“昔歲同講道，青襟在師旁。出處兩相因，如彼衣與裳。”張籍《逢王建有贈》說：“使君座下朝聽《易》，處士庭中夜會詩；新作句成相借問，閒求義盡共尋思。”可以想見兩人之間的情誼。

學業結束後，青年張籍就開始了浪跡天涯的羈旅生活，遊歷的目的是“年少才高求自展”。從他的記遊詩看，足跡曾到過今北方的晉、冀、豫、陝等地。別王建後先去咸陽，後折回，最北曾到達薊北（今河北北部）。大約在這兒動了歸思，又重經王建處回到闊別多年的故鄉。王建的《送張籍歸江東》詩即寫於此時，詩中描寫了張籍這次失意南歸的情況：“行成歸此去，離我適咸陽。失意未還家，馬蹄盡四方。訪餘詠新文，不倦道路長……歸鄉非得意，但貴情義彰。”少小離鄉，一旦返歸，應當是高興的，但十年苦學，四處奔波，而夙願未遂，連一個立身之地都未找到，豈不讓家人失望？他在《南歸》詩中表達了這種沉重的心情：“骨肉望我歡，鄉里望我榮；豈知東與西，憔悴竟無成！”正因為如此，歸家不久，他又再次出外浪遊。約由江浙經虔州（今江西贛州），而後直到嶺南、蠻中（今廣西柳州附近）。長期客遊的生涯是難耐的，他甚至發出過“幾時斷得城南路，勿使居人有行役”（《遠別離》）的慨嘆。這次南遊，結果仍是“憔悴竟無成”，約在貞元十二年（796）秋前，他又一次失望地返回和州。

這時張籍雖然只有二十五、六歲，但長期奔走異鄉的豐富閱歷，不斷追求而又不斷碰壁的坎坷遭遇，使他備嘗人間冷暖，飽經世上風霜。就他個人生活來說，這是他十分不幸的時期，而對一個現實主義詩人來說，卻又是一個十分珍貴的時期。正是這段艱苦的經歷，才使他得以和底層人民有了廣泛的接觸，體察到生活的各個細部，透視到社會的種種弊端：而這些，正是參天的藝術之樹所賴以生長的深厚土壤。張籍的一些人民性最強的作品，大多產生或孕育於這一時期。他以獨特的藝術筆觸，為我們繪下了中唐時代，包括農夫野老、徵人怨女等各種勞動人民的苦難生活的歷史畫卷：農民辛勤耕作，“水淹手足盡為瘡，山虻遶衣飛撲撲”（《江村行》），到頭來，卻落得“苗疏稅多不得食，輸入官倉化為土”（《野老歌》）；苛捐雜稅，造成了“貧兒多租輸不足，夫死未葬兒在獄”（《山頭鹿》）的慘景；繁重的徭役，又使無數丁夫累死城下，使百姓撥出“家家養男當門戶，今日作君城下土”（《築城詞》）的控訴；藩鎮兵亂更給人民、尤其是婦女帶來難忍的痛苦：“婦人出門隨亂兵，夫死眼前不敢哭”（《永嘉行》）。應當說，這些閃耀著現實主義光彩的詩作，之所以能出自張籍之手，在很大程度上是得力於這段艱苦經歷的磨鍊。

張籍在僕僕風塵中失意返鄉，但他的詩名已隨著遠遊的足跡逐漸遠播了。貞元十二年，孟郊及第東歸，路過汴州（今開封）時，就向當時在汴州任節度推官的韓愈盛讚張籍的詩文，隨後又到和州看望了張籍。第二年冬，張籍又一次北上到了汴州。韓愈聽說後，立即派車把張籍接到家中。接談之後，激賞不已，便留張籍在他的城西館讀書應考。次年秋，汴州舉進士，韓愈為考官，張籍應試得了第一，接著又去長安參加貞元十五年（799）的進士考試，又一舉及第。

韓愈與張籍素昧平生，萍水相逢，竟如此推誠相助，這在他人看來，簡直是“恩同再造”，雖結草銜環，報之猶恐不及，而張籍卻一連給住在城內忙於公務的韓愈寫了兩封信，直率地批評韓愈有三個缺點：一、“多尚駁雜無實之說”，即好讀荒誕小說；二、“商論之際，或不容人之短，如任私尚勝者”，即好以口舌屈人，逞一時之勝；三、好“為博塞之戲與之競財”，喜歡搞賭博遊戲，荒度時日。張籍認為，自揚雄之後近千年，無人言“聖人之道”，致使佛道異說“相沿而熾”；認為象韓愈這樣的人，有責任也有能力擔當起恢復“聖人之道”的責任，而“欲舉聖人之道者，其身亦宜由之”，即應當以身作則，正己而後正人，不允許姑息上述各種缺點。這種直率而尖銳的批評，並沒有使韓愈生氣，他回信表示同意。後來也果然寫了一系列排擊佛老，振興儒家學說的論著。從這件事可以看出張籍為人的嚴肅不苟與樸直真率。

科舉接連及第，張籍似乎面臨“時來運轉”之機，殊不知等著他的仍然是“命乖運蹇”。他及第歸鄉後不久，即居母喪。直到永貞元年（805），才調補太常寺太祝。這是個“名秩後千品”的卑官，職責是“掌出納神主，祭祀則跪讀祝文”。就是這麼個九品官，卻讓他做了十年，不予升遷。白居易為他鳴不平道：“諫垣幾見遷遺補，憲府頻聞轉殿監；獨有詠詩張太祝，十年不改舊官銜”（《重到城》）。張籍本無家財，又兼多病，這樣長期地職卑俸薄，使他一家生活極度貧困。姚合描寫他的生活是“野客開山借，鄰僧與米炊……多見愁連曉，稀聞債盡時”（《贈張籍太祝》）。他自己的一些詩句，象“屋溼唯添漏……少食信兒嬌”（《酬韓祭酒雨中見寄》），“長安多病無生計，藥鋪醫人亂索錢”（《贈任懶》）以及“家貧常畏客”（《晚秋閒居》）等，說明他已窮得吃不上飯，買不起藥，還老擔心來了客人招待不起。更為嚴重的是，因無錢延醫，竟使他久病的雙目面臨失明的危險。因此，他一度曾因不能視事而罷官閒居。在他初患眼疾時，韓愈曾代他寫信向浙東觀察使李遜求助。信中說：“使籍誠不以蓄妻子、憂飢寒亂心，有錢財以濟醫藥，其盲未甚，庶幾其復見天地日月，因得不廢，則自今迄死之年，皆閣下之賜！”其悽苦之狀，讀之真可催人淚下！一個正直有才華的詩人竟遭此際遇，無怪孟郊要代他發牢騷說：“西明寺後窮瞎張太祝，縱爾有眼誰爾珍？天子咫尺不得見，不如閉眼且養真！”（《寄張籍》）

其實，這一時期使張籍最感痛心的還不是貧病的折磨，而是平生抱負之難以施展。他雖進入仕途，卻被放在無聊的祭臺上跪讀了十年的祝文：他終於覺悟到當初寄以莫大希望的“理想境地”，只不過是一片虛幻！他在《古釵嘆》中把自己比作一支埋沒井底的古釵，好容易盼到被打撈起來，以為這下大可一用了，卻又由於“欲為首飾不稱時”，被塞入匣中封了起來：“雖離井底入匣中，不用還與棄時同”，這就是他對自己命運的哀嘆！

但他並沒有絕望，他繼續從事那些“上可褲教化”，“下可理情性”（白居易《讀張籍古樂府》）的詩歌創作，希望它們能“時得聞至尊”（同上），從而達到裨補時政的目的。長期的創作實踐使他的詩歌藝術愈趨成熟。姚合贊他的詩是：“妙絕江南曲，淒涼怨女詞，古風無手敵，新語是人知”（《贈張籍太祝》）；他的文章也漸與韓愈齊名而被人合稱為“韓張”。更使詩人感到慰藉的是，當時最傑出的一些文學之士，韓愈、白居易、元稹、王建、孟郊、賈島、劉禹錫等，都和他有著親密的往還，與“五侯三相家”（白居易《酬張十八訪宿見贈》）對他的冷落，形成了鮮明的對照。

元和十五年（820），張籍約五十歲時，才改官秘書省校書郎。次年，經韓愈舉薦，授國子博士。複次年，又遷任水部員外郎。十年沉滯，忽然三年三遷，朋友們當然為他高興。白居易寫詩賀道：“今日聞君除水部，喜於身得省郎時”（《喜張十八博士除水部員外郎》），覺得比他自己初次得官時還要高興。屢遭挫折的詩人至此境遇才稍有改善，住宅也由平民區的街西遷到上朝方便的靖安坊，與韓愈為鄰。

長慶四年（824），張籍又改官主客郎中。這年冬天，與他關係至密的韓愈去世了。彌留之際，張籍一直守候在旁。韓愈死前曾想寫遺書託付後事，並要張籍共同署名，雖因病重未果，但已足見韓愈對張籍信賴之深了。這位良師益友的逝去，無疑對暮年的張籍是一個沉重的打擊。過了兩年，即唐文宗大和二年（828），張籍又授任國子司業。大約到大和四年（830）或稍後，這位窮苦一世的詩人便與世長辭了，年約六十歲。

張籍晚年職務上雖連連遷升，但他在《祭退之》詩中仍說“籍貧無贈貲”，《書懷》中說：“老大登朝如夢裡，貧窮作活似村中”，說明到死也未能擺脫貧窮的困境。張籍一生窮苦，久遭壓抑，究其原因，主要是他那些尖銳揭露社會矛盾的作品遭到當權者的忌恨，他的猖介自守、剛直不阿的性格也不討權貴們歡喜。而他自己，寧守貧賤也不屑以鑽營攀附的手段來攫取富貴。據說他的名作《節婦吟》，就是以比喻手法拒絕藩鎮李師古之請的。所以姚合說他“甘貧辭聘幣，依選受官資”（《贈張籍太祝》）。他自己在詩中說：“況我愚樸姿，強登名利場”（《贈姚愆》），和白居易所說：“昔我為近臣，君常稀到門；今我官職冷，唯君來往頻”（《酬張十八訪宿見贈》），都說明了他的這種不願趨炎附勢、爭名逐利的可貴品質。

張籍晚年思想上確實較前消沉。作品中送迎贈答的應酬詩，寄情山水的閒適詩，表示羨慕退隱生活的抒懷詩，都漸漸多了起來。特別是在對待佛道的態度上，由過去的力排佛道到晚年的“年長道情多”（《春日抒懷即事》），“別從仙客求方法，時到僧家問苦空”（《書懷》），出現了明顯的變化。封建社會一些正直的讀書人往往以“達則兼濟天下，窮則獨善其身”作為自己立身的原則。數十年的官場浮沉使他痛感此生已無實現“兼濟天下”之志的可能了，便退而求其次，以“獨善其身”來保持晚節：應該說寄情山水、訪僧求道，至少是一種不願同流合汙的消極反抗的表現。

但張籍晚年仍不忘對文學事業的追求。他盡心培養後進，努力扶植文學新人。據範攄《云溪友議》記載，朱慶餘應考前曾拿自己的作品求張籍推薦。張籍就認真地讀了他的詩，加以吟改，最後選了些佳作“置於懷抱而推贊之”。於是“清列以張公重名，無不繕錄諷詠”，朱慶餘“遂登科第”。其他青年詩人如項斯、姚合等也曾受過張籍的獎掖。

張籍的著作行世的有《張司業集》，中華書局1959年出版了《張籍詩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