瘋狂的王老闆 推薦於2017-11-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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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感”說又稱“感物”說，最初是一種自然審美理論，解釋人在自然審美中發生的心理反應的原因。天人合一論是它的哲學基礎，大量感物抒情的文藝作品和人們對創作的經驗總結為物感說的形成提供了感性材料和理論支援。

“物感”說萌芽於先秦時期，發軔於原始初民與自然無意識的往來交融活動中，這種活動不僅使人產生聯想，想象等自然審美心理能力，還提供了一個更為根本的哲學支撐——天人合一。起初由《周易·鹹卦》最早提出“感應”問題，“天地感而萬物生”，人與自然可以相互溝通，相互感應，這是物感最初的源頭，強調這種“感應”是“氣”即生命因素的相互感發和應和，為後世藝術創造的“物感”說奠定基礎。物感說真正進入詩學理論始於戰國時的《禮記•樂記》，它系統總結了先秦美學思想，首次推出“物感”說。“樂由心生”、“其本在人心之感於物也”，即“物使之然”，而《樂記》曾論“物感”的實質是心感，心感的本質是人與物的互動感應，這是一種瞬間的直覺體驗，但《樂記》主要是儒家著作，“治世之音安以樂，其政和；亂世之音怨以怒，其政乖；亡國之音哀以思，其民困。聲音之道，與政通矣。”故《樂記》的物感說有一定侷限性，並不完整。

“物感”說的發展是在魏晉南北朝時期。因為儒學在漢武帝劉徹之後成為中國正統思想，儒家“比興”手法用在漢詩辭賦中，出現大量對自然節侯變遷的感懷之作，而且這種創作趨向一直延續到魏晉南北朝之後。此時的中國文學已進入“自覺的時代”，“物感”說突破單純政教的藩籬，激發文學藝術創造的內涵得到更全面的闡發，“物”已獲得獨立的地位、審美價值和意義。如曹植《幽思賦》中“顧秋華之零落，感歲暮而傷心”，強調了感精煉的物賦詩的心理活動，他的“感物傷我懷”精煉的概述了自然物象對文人創作的觸興、起情作用。整個魏晉時期，這種以感物為創作題材的詩人和辭賦家層出不窮，自然變遷感召人心，心受感召而成問的觀念深入人心。比起先秦，魏晉詩人們已經進入感物作詩的自覺狀態，物感說也自然而然應用到文學上，首先從陸機《文賦》開始，“嘆逝”、“思紛”、“悲闊落葉”……文中重點討論“意不稱物，文不逮意”的問題，對意、文、物三者矛盾融關的解析，涉及了“物感”活動的深層次問題。大大豐富了“物感”說的理論內涵。

而它成熟卻在齊梁時期，對之作出巨大貢獻的是劉勰和鍾嶸。劉勰對此展開詳盡論述，把“物感”說發展到較為完滿的地步。其《文心雕龍》之《明詩》中雲：“人稟七情，應物斯感。感物吟志，莫非自然。”強調了四季自然景物對人類情感與精神的感應作用，“稟情——-感物——-吟志”，完善了《禮記•樂記》“物——-心（感）——-聲（樂）”的藝術生成模式，還有“隨物婉轉”“與心徘徊”，“神與物遊”的論述全面而豐富，不僅僅繼承了六經和先秦諸子以及時人中的一些觀念，而且將那些尚未脫離哲學、道德倫理學領域的，蘊含文學、美學、心理素質的理論表述進行轉換，確立了以自然美為邏輯和歷史依據的文學本體論，是“物感”說的高階總結形態，達到邏輯上的終點。他還將感動人心之“物”擴充套件到社會領域，“物”既指自然的環境，又指社會生活環境。同時期的鐘嶸對“物”之內容有更為細緻的體察，不僅著眼於社會政治和自然風物對藝術動機的影響，還進一步總結了個人的生活際遇對促成藝術動機的作用。《詩品行》首句即言藝術的發生源於自然，“氣之動物，物之感人，故搖盪性情，形諸舞詠。”並將感人之“物”的內容詳細列舉，除了社會的變遷，自然氣候變化之外，個人悲歡離合的際遇、命運的得失寵辱都能搖盪心靈，激發出詩興、詩情。至此，物感說理論成熟完備，成為六朝時期乃至整個中國古代重要文論之一。

後人繼續發展物感說，唐代孔穎達、梁肅、白居易，宋代朱熹、葛立芳，明代謝榛，清代王夫子等均以“感與物”或“感於事”論詩。由此可見“物感”說發展之生機勃勃和枝繁葉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