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硯gb2 2018-01-28

文| 獬執事

橫亙在燕山渤海之間的山海關，未能改變“明亡於煙”的讖言，同樣也未能阻擋菸草的北上。明朝的精銳遼東鐵騎固然嗜煙若命，後金的八旗子弟同樣也充斥著癮君子，甚至在崇禎己卯禁菸的前四年，後金便頒佈了禁菸令。己卯禁菸的同一年，後金戶部再一次頒佈禁菸令，明令“不許栽種，不許吃賣”，並制定了頗為嚴峻的刑罰。不過這幾道禁菸令與崇禎的禁菸令一樣最終無疾而終――百姓吸食菸草的熱情實在太高了。

入關之後，清朝歷任皇帝均恪守著禁菸的祖訓，歷經順治、康熙、雍正、乾隆四朝而最終成型的《大清律例》中對菸草的規定幾近於苛刻：

“凡紫禁城內及凡倉庫、壇廟等處，文武官員吃煙者革職，旗下人枷號兩個月，鞭一百。民人責四十板，流三千里。該管官員見而不行捕首被旁人捕首者，該管官員俱罰俸半年。又紫禁城內大臣侍衛員吃煙者，派出看門護軍查拿被獲，除照例議罰外，照其官職加取一個月俸銀給予拿獲之護軍。跟隨人被獲，除照例責打外，亦向伊等之主取一月俸銀給予。如護軍校不行拿獲，革去護軍校，不準折贖，鞭一百，枷號兩個月。護軍不行拿獲，鞭一百，枷五個月。閒散執事之人照例鞭一百。”

字裡行間透出的意思可以概括為“沾煙即罰”，不過清朝以嚴刑禁菸的初衷倒不是因為健康問題，而是經濟問題。自明末菸草盛行以來，菸草業一直是中國及至整個中華文化圈最為暴利的行業之一。王逋《蚓庵瑣語》有“關外人至以匹馬易煙一斤”之語，方式濟《龍沙紀略》中的記載更為詳細：“邊卒攜一縑值三四金者易二馬，菸草三四斤易一牛？？”巨大的利潤刺激著糧農轉向菸農，而中國人多地少，於是一方面出現了“煙糧爭地”，一方面菸草消費又極度依賴於進口，造成了白銀外流。

這樣的現狀引起了康熙的憂慮，於是“以為非土產，耗財貨，下令大禁雲”。康熙對菸草本身的健康危害問題隻字不提，其立足點完全在於“非土產耗財貨”，而這種觀點並非康熙所獨有，乾隆年間禁菸態度最為激烈的內閣學士方苞在其《請定經制札子》對菸草危害的陳述，依然緊緊圍繞著經濟結構：“臣聞善富天下者，取材於天地，而愚民所習而不察者，奪農家上腴之田，耗衣食急需之費，未有如煙者也？？”

不過相較於清廷，太平天國時期的律法對菸草管控更為嚴厲。《太平刑律》中有條文如下：“凡吹洋菸者，斬首不留。凡吃黃煙者，初犯責打一百，枷一個禮拜；再犯責打一千，枷三個禮拜；三犯斬首不留。”

太平天國起義爆發時，清朝的統治已經搖搖欲墜。比起康熙乃至於皇太極的禁令，《太平刑律》中出現洋菸與黃煙兩個事物。黃煙指的是旱菸與水煙，那洋菸呢？為什麼吹洋菸的罪行要比吃黃煙更為嚴重？

沒錯，這裡的洋菸，正是鴉片。“明亡於煙”，此煙為菸草；“清亡於煙”，此煙為鴉片。鴉片與菸草本非一物，但其吸食方式卻大同小異，均使用煙槍、煙籤和煙燈等器具，因而被列為煙類；唯因鴉片隨著“洋人”的通商而漸漸流入，乃有“洋菸”之名。相較於鴉片，清朝歷任君主對菸草的健康危害似乎有著“過人之明”，因為他們最終發現鴉片這個菸草的“升級版”，是一個更惡毒、更強大的敵人。

不過在此之前，康熙頭腦裡打的依然是關於鴉片的經濟算盤。康熙沒有察覺到菸草的危害，同樣也沒有察覺到鴉片的危害，面對與日俱增的鴉片貿易，清廷甚至專門制定了稅法，規定每箱進口鴉片徵收銀三兩，每包徵收銀二兩四分五萬釐。

這一年是康熙十年（1671年），清朝與鴉片的戰爭還遠遠沒有拉開序幕。掌握著世界上最富庶國家的康熙不會想到，這與黃煙相似的洋菸，會在一百餘年後成為清帝國崩潰的見證，正如同一百餘年前崇禎下令禁止的菸草那樣，成為明帝國崩潰的見證一樣；他更不會想到，這一紙稅法埋下的禍根，要牽扯出後世多少喪權辱國的條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