匿名使用者 2013-08-16

三千年來，從西周的燕國都城到明清的北京城，北京的城址曾有過數次遷移。如前所述，周初燕國都城遺址在今北京西南的房山區琉璃河董家林村，東周至兩漢時薊城遺址大約在今北京宣武門至和平門一線以南一帶，東漢以後至金代時的薊城（遼南京、金中都）遺址在今北京廣安門內外一帶，元大都和明、清北京城即在今址。從城址遷移的路線上看，經歷了從西向東，復從東返西，又從西返東的“之”字形（見圖七）。北京古代城址所以要這樣遷移，與當時水源的佈局和變化有直接關係。周初燕都所依賴的是發源於今房山區以北山區的聖水（今大石河、琉璃河）和聖水的支流防水（今丁家窪河），但聖水水系因發源於附近山中，漲落非常劇烈，不利於城市安全，所以東周時以薊為都以後則遷至今北京宣武門至和平門一線以南一帶，直至東漢。這是因為東漢以前，北京地區最大的一條河流——�水（今永定河）正在此東北不遠處流過，其故道即今積水潭、北海、中海、龍潭湖一線，也就是後來的高梁河水道。東周時燕國所以放棄位於聖水水系的舊都，別於其東北的今北京宣武門至和平門一線以南建新都，目的就是避開漲落無常且水量較小的聖水而東就水量充沛、平流穩定的�水。但是，事實上�水河道存在自東北向東南擺動的趨勢，這種擺動的結果在東漢末年破壞了薊城東部。所以東漢以後，薊城位置復西縮至今北京廣安門內外一帶，改依城市西部的西湖（今北京廣安門外蓮花池）水系。當時�水已經改道，從新築薊城的西南流過。西湖水及其下流洗馬溝河雖小於�水，但勝於聖水，而且比�水、聖水安全，這是選擇該處作為城址的主要理由。從西部山區的聖水水系到東北部的�水，復退至西湖水系，這反映了北京古代先民在選擇城址方面的重要嘗試。他們一直在努力尋找一個既能為城市提供充分的用水，又不會危害城市安全的合理的水源。應該說，依傍西湖的今廣安門內外一帶是一個比較理想的城址，所以自東漢以後直至金亡，其間1000餘年再沒有遷移過。即使元朝建造大都城以後，其作為舊南城也仍然不廢。元朝建大都城，主要是因為原金中都城西部的西湖水量衰微，不足應用，所以改依東北的高梁河水系。實際上，元大都所依賴的也不僅僅是高梁河水，還包括北自昌平白浮神山泉、北沙河、東沙河、西自玉泉山、西山的諸多水源。金初和元末，又曾先後開金口河引盧溝河水，均未成功。明清時期，北京主要依靠玉泉山、西山諸泉，水源問題已感困難，雖然沒有到必須再次遷移城址的程度，但清代西郊園林的大規模興建，康熙以下諸帝常年住在圓明園中聽政，其意義是十分明顯的，反映了北京佈局和政治重心受水資源的影響而向西部地區轉移。

1949年以後，北京城的水源始終也是一個必須正視的問題。為此，五六十年代開闢了永定河引水渠和京密引水渠，從北京西部引永定河、東北部引潮白河來解決北京城市用水。永定河引水渠的引水口在石景山三家店，在這裡築了一條243米長的攔河壩，引水東去，穿過模式口山，鑿有一條長685米的隧洞。從三家店到雙槐樹村一段是新鑿河道，自雙槐樹以下到北京西便門是利用原南旱河下游河道。但是永定河流量變化很大，每逢雨季時河水暴漲，偶遇天旱則乾涸見底。也就是說，北京不需要水時，它洶湧而來；當北京需要水時，它也乾涸待澤，只能錦上添“花”，不能雪中送炭。雖然在永定河上游修有官廳水官，調節水量，但也深受永定河泥沙淤墊之害。況且近年來永定河上游地區氣候乾旱，降水較少，永定河對北京的實際價值也就更成問題。因此今日北京實際上主要依重的是東部潮白河水系。侯仁之先生1955年發表的《北京都市發展過程中的水源問題》一文①，在論述元代郭守敬的白浮甕山引水渠時指出：北京“今後的引水，還不應當僅以白浮諸泉為限，凡是北京灣（北京三面環山，故稱北京灣）周邊山麓的水流，無論鉅細，都應當考慮在引水計劃之中，其上源可以遠達潮白河，同時還須結合水土保持工作，考慮在北京灣的北山與西山山麓，利用一切可能的地形，修築水壩，攔蓄山洪，不僅為了保護引水渠道，同時也可以接濟泉流。”“關於昆明湖的修築，前已指明這是北京歷史地理上所出現的第一個人工水庫……昆明湖的進一步擴大以增加蓄水量是十分必要的，何況將來還要考慮從北京灣的北部繼續引水，如果沙河與清河河谷無法逕直跨越，那麼昆明湖仍然是引水必經之路，它的擴大就更加必要。如果以上考慮得以逐步實現，今日昆明湖也必將大為改觀，它引水的來源西自永定河、東北自潮白河、中途包括北京灣西北部的一切泉流，總彙為一，這就足以保證未來首都地上水的來源，永無匱乏。”此後，密雲水庫、懷柔水庫、京密引水渠相繼竣工，從潮白河引水供給北京成為現實。京密引水渠自昌平縣以下，大致就是元代郭守敬白浮甕山引水渠舊線。京密引水渠的建成，對於北京城來說具有重要意義，它標誌著北京城市所依賴的主要水源實質上已不再是西部的高梁河水系，而轉為東部的潮白河水系，城址雖沒有遷移，但所依靠的水源卻發生了根本的轉移。因此，如果說京密引水渠的出現與元建大都城的意義相同，那也不算過分誇張，城市所依賴的水源的轉移和城址的遷移在意義上是一樣的。近年來，隨著氣候的乾旱和北京城市居民的增加，特別是農業和工業用水量的大幅度增長，水資源的問題又再次突出起來。面對這種情況，筆者認為我們必須面對今日北京賴以生存的水源是在東部潮白河水系的現實，作出相應的對策。如果是在古代，按照3000年來北京古代城址趨於合理水源的遷移規律，今北京城就應遷到東部的通縣、朝陽區一帶。這裡地勢平坦，潮白河、溫榆河都流經此地。《清世祖章皇帝實錄》載：“順治六年（1649年）五月癸亥，攝政王多爾袞以京城水苦，人多疾病，欲於京東神木廠建立新城移居，因估計浩繁，止之。”①《日下舊聞考》載：“神木廠在廣渠門外二里。”其地今屬朝陽區。由於清廷顧慮建城工費浩大，多爾袞的計劃未能實行。次年（1650年）七月，多爾袞復提出折衷辦法，雲：“京城建都年久，地汙水鹹。春秋冬三季，猶可居止，至於夏月，溽暑難堪。但念京城乃歷代都會之地，營建匪易，不可遷移。稽之遼金元，曾於邊外上都等城為夏日避暑之地。予思若仍前代造建大城，恐糜費錢糧……今擬止建小城一座，以便往來避暑。”②從而改別建都城之議為在塞外修建避暑小城（今承德市郊喀喇城舊址）。多爾袞當初議在北京以東別築新城，其原因之一恐怕也是在於看到了京東水源對北京的意義。當然，現代先進的科學技術合理的規劃使我們可以避免象古代那樣為追逐合理水源而屢遷其城。但是，我們也應清醒地看到，現代科學的發展並沒有從根本上改變自然對人類社會的制約，城市必須有充足的水源才能生存仍是最基本的事實。今日北京雖有京密引水渠，但並未從根本上改變北京城缺水的問題。因此，在今天的情況下，北京城址雖尚談不上遷移，但北京今後的佈局應該向潮白河主河道所透過的通縣、朝陽區一帶發展，似乎應是必然趨勢。即便我們不考慮北京城市人口的壓力、交通的擁擠、住房的緊張等因素，僅僅從水資源方面考慮也應如此。筆者認為，這就是3000年來北京古代城址變遷規律對今日北京人的啟示。

匿名使用者 2013-08-16

在西四環，定慧北橋往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