網友74110bf 2020-12-01

王安石被詬病與他支援蔡京無關。

俗話說：政聲人去後，民意笑談中。每個人都是一個矛盾的個體，有優點，也有缺點，所以王安石也不免被人評價，甚至詬病。當我們更進一步梳理800多年來關於王安石的評價時，才發現王安石是一位執著、創新、有擔當、有詩情的人，也是一位孤獨的、悲慘的老人。後人在對他評價時，比較偏頗，尤其是古代比較注重與他所進行的改革，很少從人性的、文情的角度去看。近代，在梁啟超先生及恩格斯先生的正確引導下，才有所改變。

仔細梳理，發現對王安石的負面批評主要是兩類：一類是以朱元璋，張居正為代表的官方說辭。

主要觀點是王安石教壞了皇帝，不遵守“祖宗之法”。比如，朱元璋罵王安石是“小人競進”，張居正在給萬曆皇帝編纂的歷史教科書裡說王安石變法是“擾害百姓，民不聊生”。

另一類則是宋元明清歷代計程車大夫們的個人意見。

他們對王安石的批評，比之明太祖、清高宗要深刻得多。他們不否認王安石在道德上的操守和文學上的才華，但同時認為，王安石越是在道德上有操守，在文學上有才華，越是給宋朝造成了巨大的傷害。

比如，南宋學者羅大經直接將王安石和秦檜並列。朱熹則認為，王安石“惑亂神祖之聰明而變移其心術，使不能遂其大有為之志，而反為一世禍敗之原”，把神宗皇帝的心術給引導壞了，讓一代本可“大有為”的君主，變成了“禍敗”國家的罪人。

相比羅大經和朱熹，南宋浙東學派代表人物陳亮，對王安石的批評則尤為沉痛。在《上孝宗皇帝第一書》裡，陳亮如此說道：

顯而易見，對於王安石破壞北宋前半期限制君權擴張的潛規則、透過變法把君主集權推向頂峰的做法，陳亮是十分反感的。

另一位中國思想史重要人物，南宋陸王心學的代表人物陸九淵，儘管被當今很多學者認為是“客觀公正讚賞王安石第一人”，但他對王安石的批評，也一點不比陳亮、朱熹少，某些具體問題上，甚至還更激烈。在《象山語錄》中，既否定了王安石學術成就（所學不正），又否定了王安石的政治能力。

南宋之後，元朝自不必說。元朝編纂的《宋史》，對王安石做了全盤否定。

到了明朝，士大夫對王安石的批評，比南宋時還要激烈。比如，明人楊慎將王安石評為“古今第一小人”。到了明末清初，顧炎武、王夫之這些思想家，對王安石的評價，依然極其負面。王夫之則認為，王安石比蔡京、賈似道這類奸臣的危害更大。理由是蔡京、賈似道這類人“黷貨擅權導淫迷亂”，神宗這種想要有所作為的皇帝不會喜歡，王安石則不然：

為什麼800餘年來，諸多學者、思想家，均對王安石抱持一種否定、批判的立場。

“天變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是王安石著名的“三不足”變法口號。王安石的“三不足”口號，從根本上推翻了這種制約機制。試問，如果天變不足畏了，祖宗不足法了，人言也不足恤了，世上還有什麼能約束皇帝？故此，曾積極支援過范仲淹變法的三朝宰相富弼，聽聞該口號後，十分震驚。

王安石的變法，在政治上的目標是“政令統於一尊”。

這就勢必破壞已有的權力監督與制衡體系（儘管它是脆弱的），皇帝透過變法加強了個人獨斷專行，國家開始集中管制政治經濟與思想文化，相當於將宋仁宗時代營造出的相對開放與寬鬆的社會體制，又逆轉了回去。

王安石的變法，在經濟上的目標是“財富歸諸一人”。

故而，其變法本質不在“均稅”，而在普遍增稅。雖然高舉著“方田均稅”的旗幟，但旗幟歸旗幟，付諸實踐又是另一碼事。“方田均稅法”1072年頒佈，拖到1074年才開始實施，搞了一個月又以天旱為由停下來；此後幹一陣停一陣，到1085年，朝廷乾脆取消了“方田均稅法”。“方田均稅”落實不下去的原因，其實很簡單：朝廷對“稅負公平”這種問題並無興趣，其興趣在於透過變法為國庫征斂到更多的財富。這也是為什麼在“方田均稅法”之外，變法的其他內容，如青苗法、免役法、市易法，都被執行得異常堅決。從王安石變法到蔡京專權，國家的管理層徹底分裂，正常的政策分歧變成了黨同伐異的政治鬥爭。

王安石被知識分子罵了八百年“小人”，只是政治上的鬥爭，而不應該成為他的永久的、全部的標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