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瑟2055 2014-06-25

讀過《後漢書》與《三國志》的人都知道東漢、三國時期的人物絕大多數都是單名，此之前朝（周秦、西漢），單名使用的頻率更高。東漢從光武帝劉秀到漢獻帝劉協13帝全系單名，他們是劉秀、劉莊、劉怛、劉肇、劉隆、劉祜、劉保、劉炳、劉纘、劉志、劉宏、劉辯、劉協。西漢皇帝中至少還有劉弗陵、劉箕子（劉銜）二人是複名，東漢皇帝居然一個也沒有。 三國時的曹魏政權，曹操、曹丕、曹睿、曹芳、曹髦、曹奐都是單名；蜀漢政權，劉備、劉禪也是單名；東吳政權孫權、孫亮、孫休、孫和、孫皓也全是單名。至於大家熟知的三國人物如諸葛亮、關羽、張飛、趙雲、孫堅、孫策、周瑜、魯肅、黃忠、馬超、袁紹、袁術、呂布、王佐、蔣幹、夏侯淳、黃蓋、陸遜、許褚、張遼、孟獲、馬稷、姜維、司馬懿、司馬昭、鄧艾、華陀等，無一不是單名。 “建安七子”孔融、陳琳、王粲、徐幹、阮禹、應瑒、劉楨與“竹林七賢”嵇康、阮籍、山濤、向秀、阮咸、王戎、劉伶，亦全系單名。間或也有采用二字名的，但甚罕見。或為隱逸，如龐德公、鄧盧敘等；或為藝人，如東方安世等；或為乳名不改，如劉盆子、鄭小同等；或單稱其字，如黃承彥、苟巨伯之屬。 東漢（25－220年）、三國（220－265年）時期約有240年左右，如果再加上三國歸於統一的西晉（265－316年），這一階段約佔300年。從中國姓名史考察，這300年是中國人盛行單名的第一個高峰時期。 為什麼這一時期單名特別多呢？對此現象，古今論者意見不一。 以前一般解釋為西漢末年王莽建立新朝後復古改制，“令中國不得有二名”所致。今人馬來西亞學者蕭遙天也採此說，蕭氏在其（中國人名的研究）中說：“近讀《漢書？王莽傳》，始知單名之俗，出於王莽的倡導。原來莽輔政，便實施二名之禁，莽傳有‘匈奴單于，順製作，去二名’語，則二名之禁已見於詔令。莽又謂他的長孫王宗，因自畫容貌被服天子衣冠，刻銅印三顆，與其舅合謀，有承繼祖父大統的企圖，事發，宗自殺，仍遭罪遣。有‘宗本名會宗，以製作去二名，今複名會宗。’並貶官爵，改封號。這又表示去二名，是示朝廷的寵遇，恢復二名，則以示貶辱。這麼地一抑一揚，一褒一貶，對社會的影響便大了，至少造成人們對二名存在著低賤的觀念。故王莽的政權十幾年便下臺，而去二名的習慣一直維持了三百年，便是魏晉以後，單名仍較二名為多呢。”王莽的“二名之禁”造成東漢、三國乃至西晉三百餘年的單名大倡，這一觀點或可自圓其說，故錄以備存。 但是，王莽政權介乎兩漢之間，僅僅只有短短的15年（9—23年）時間。儘管王莽打著“奉天命”的旗號，雷厲風行地復古改制，認為“秦以前複名蓋寡，遂禁複名”，並直接下詔對單名、複名進行褒貶。然而王莽掌權的時間畢竟短暫，不可能將他的號令統一實施於全國各地；即使上上下下都在不折不扣地貫徹執行“二名之禁”，在這15年中，至多也只有一代人實行，15年之後，王莽的新朝即已崩潰，其禁令不可能會對以後三百年的歷史再發生影響。故，王莽“二名之禁”並非是促使東漢、三國盛行單名的根本原因，而只能是其中的一個因素而已。 對此，清人凌揚藻在《蠡勺編》卷二十七中曾提出過質疑： “王氏懋《野客叢書》曰：‘後漢人名，無兩字者，或謂以王莽所禁故爾。’僕觀《匈奴傳》，莽奏，令中國不得有二名，因使者以風單于，宜上書慕化，為一字名。或者之說，不為無據。僕謂莽竊取國柄，未幾，大正天誅，漢家恢復大業，凡蠡偽之政，一切掃除，不應獨於人名尚仍莽舊。“然後漢率多單名者，殆承襲而然，非為莽也。” 《蠡勺編》的這一觀點是有見地的。正如任何文化都具有傳承性一樣，作為中華民族重要文化現象之一的姓名文化，同樣具有傳承性的特點。文化不是靜態的，而是一個活的流體，是溝通人與人、上代與下代、群體與群體、社群與社群等共存關係的一種社會活動過程。每一代人都需要從上一代人那裡承接社會文化的遺產，並把它們傳繼給下一代人，使文化成為一個不間斷的連續存在，每一個社會、民族或群體都透過不斷繼承形成文化傳統，並在傳統文化的基礎上發展和創造出新文化。 東漢、三國、西晉三百餘年間之所以盛行單名，究其根源，乃是一種文化傳承現象。 中國人的姓名符號形式，從周、秦以來，一直是以單名為主，崇尚單名已成一種社會潛意識。周秦時代雖崇尚單名，但並不禁止二名，更無譏諷二名的道理。對此，我們已在上文所述堯、舜、禹及夏、商、周帝王中多有二名，即已可證。由於數千年的習俗使然，取單名之俗自然會代代傳承下來，而不可能會在某一天早晨突然發生改變。 所以，拙見以為西漢以降的三百餘年間盛行單名，只不過是繼承前朝取名傳統而已，並非如蕭遙天氏所謂“單名之俗，出於王莽的倡導”。當然我們這樣說，也不是全盤否定王莽 “禁二名”的作用。王莽頒佈的“令中國不得有二名”，對於長期實行單名習俗的中國姓名制度來說，乃是起了一種“雪上加霜”、“火上澆油”的作用，使其原先崇尚單名的社會潛意識，又得到了進一步的強化。 同樣，《公羊傳》所謂“二名非禮也”、“《春秋》譏二名”的說法，儘管證據不足，但由於該書在漢代“罷黜百家、獨尊儒術”的文化環境裡，影響較廣（董仲舒就是治公羊學的），所以也會對崇尚單名的社會潛意識產生影響。 綜上所述，由於周秦西漢幾千年間，崇尚單名的取名習俗，在東漢以後仍被承襲繼續了下來，並進一步得到了發展，再加上王莽“二名之禁”與《公羊傳》“二名非禮”對社會潛意識的影響作用，這才造成了東漢以後三百餘年間盛行單名的社會風氣。當然這一見解，是否合乎歷史本相，見仁見智，尚冀大雅君子有以教之。 那麼，為什麼漢晉之間的單名會特別多呢？產生這一現象的主要原因乃是為了便於避諱。避諱起於西周時期，凡君主與尊長的名字不得直書或直說，必須用其他方法迴避之。周代起初只避死人之名，《左傳？桓公六年》雲：“周人以諱事神，名，終將諱之。”周代用避諱事奉神靈，人死之後，他的名字就必須避諱。因只避死人之名，不避活人之名，需要避諱的文字並不多，尚未因避諱而造成人名、物名的混亂，所以複名在兩週時期大有人在。如周孝王名闢方，周平王名宜臼，周哀王名去疾，鄭莊公名寤生，晉文公名重耳，齊桓公名小白。 進入秦漢特別是漢代就大不同了，為了鞏固、強化封建專制統治和皇權，維護帝王唯我獨尊的神聖地位，帝王一即位，。就必須避諱，不但死名要避，活名也要避。如秦始皇名政，便改“正月”為“端月”，或讀作“徵月”。漢高祖名邦，改“邦”為 “國”。東漢光武帝名秀，以“茂”代“秀”，改“秀才”為“茂才”。漢安帝之父名慶，改“慶”為“賀”，於是姓慶的都改成為姓賀。 避諱之制在漢晉時代越來越密，漢律已有觸諱犯法的規定，漢宣帝元康二年（前64年）曾詔日：“今百姓多上書觸諱以犯罪者，朕甚憐之。其更諱詢，諸觸諱在令前者，赦之。”（《漢書？宣帝紀》）兩晉朝廷曾多次討論避諱，使諱制更趨複雜。東晉避后妃諱特多，並列入諱榜，令天下同諱，是一朝同制。 由於秦漢以來諱制越來越密，這就勢必產生一個廣泛的社會問題。上上下下需要回避更改的文字也必然越來越多，由此造成了人名、地名、官名、書名、年號等的種種混亂；甚至追改古書，如將《春秋》改為《陽秋》，《莊子》改為《嚴子》。 為了儘量克服避諱帶來的弊端，減少諱字，漢晉時代的帝王採取了兩種約定俗成的取名方法： 一：是大量採用單名（單名所諱之字比之複名要少一半）。從帝王世系中可知，西漢15帝，僅有2個複名；東漢13帝全系單名；三國曹魏5帝、蜀漢2帝、東吳4帝也全系單名；兩晉從晉武帝司馬炎到晉恭帝司馬德文，15帝中僅有2個複名。統計從西漢至東晉（前206－420年）626年之間，54個帝王之中，僅有4人是複名，單名約佔94％。由此可見當時的單名之盛。帝王採用單名，這就大大減少了諱字。東漢何休在《春秋公羊解沽》中指出：帝王採用單名是為了便於避諱，“其為難諱也，一字為名，今難言而易諱。”二：是採用冷僻字取名。東吳景帝孫休為四子取名、字，太子名震（音灣）字商（音迄），次子名奧（音觥）字粟（音礥），三子名壾（音莽）字顯（音舉），四子名寇（音褒）字獎（音擁）（《三國志？吳書？孫休傳》注引《吳錄》孫休詔）。此八字世人少用，以使人難犯易避也。西漢至東晉54帝中，採用冷僻字或不太常用的字取名者大有人在，如：西漢有漢元帝劉奭（音式），漢成帝劉驁（音傲），漢平帝劉衎（音看，又名劉箕子）；東漢有漢章帝劉坦，漢和帝劉肇，漢質帝劉纘，漢少帝劉辯；三國有魏明帝曹睿（音銳），高貴鄉公曹髦（音毛）；西晉有晉懷帝司馬熾，晉愍帝司馬鄴；東晉有晉元帝司馬睿，晉穆帝司馬聃（音丹），晉廢帝司馬奕，晉簡文帝司馬昱（音玉）。由於臣民對帝王的稱呼另有一套專門用語，如天子、皇帝、皇上、上、今上、皇、帝、陛下、聖人、聖上、明主等，帝王的名字不像凡人那樣常用，所以採用冷僻字取名不會發生人名稱謂困難的問題。 漢晉時代的帝王既採用單名，又採用冷僻字與不太常用的字取名，使其名避免了“難言而易諱”，既減少了諱字，又便利於避諱，可謂“魚與熊掌兼得”。“上有好者，下必有甚焉者矣。”（孟子語）這一來，其他高官貴爵乃至士農工商，為了維護自己在一家之中的尊嚴又便於避諱（避家諱），也紛紛採用單名。於是，神州大地單名大倡，《後漢書》、《三國志》所見之人名，幾乎全是單名。直到西晉“八王之亂”後，中國進入大分裂、大動盪的時期，出現五胡亂華十九國，少數民族紛入中原，避諱制度遭受嚴重衝擊。避諱既無定製，寬嚴隨意而異，這一來，取名字也就不必再顧慮便不便於避諱。於是，神州大地複名又逐漸多了起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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