芝士回答來自: 芝士回答 2021-08-21

在我國傳統詩歌中，常常標有“無題”為題的詩篇。

這類無題詩雖然也起初是因為作者想不到好的題目所以表明無題詩，但是大多時候作者都是有意為之，無題勝有題，之所以用“無題”作題目，是因為作者不便於或不想直接用題目來顯露詩歌的主旨。

具體說來，詩歌中，凡屬詩中之意不便或不想言明，以及題目難以概括複雜的意緒者，統稱為無題詩。包括以“無題”二字冠名者、擷取詩中字句為題名者（題目顯然不是詩旨的概括或表現，只是作為一個符號表徵）以及貌似有題而實無題者（詩旨隱約幽微、興寄難明，雖有題目卻不能言明）。

這樣的詩，往往寄託著作者難言的隱痛，莫名的情思，苦澀的情懷，執著的追求等。

這樣的無題詩，雖然沒有題目，但是文字之中篇目的主旨呼之欲出，比寫出題目更具有藝術感染力。

無題詩有五言無題詩、六言無題詩、七言無題詩等。

最有名的無題詩就是李商隱的無題詩。

中國古代詩歌史上，李商隱之前，盧綸寫過一首七律《無題》，年輩略早於李商隱的李德裕寫過一首五絕《無題》，都屬於感遇一類。而以男女之情為題材的無題詩，始自李商隱。因此，從某種意義上講，無題詩是李商隱獨具一格的創造。

古代歌謠皆口頭創作，原本無題，其後由文人錄入各種典籍中，可以說《詩經》實質上是一部無題詩總集。漢代的《古詩十九首》非一人所作，最早收入梁代蕭統所編《文選》中，統稱“古詩”，後人以首句為題，知其本為無題詩。兩漢樂府詩，多以詩中首句或首句數字命名，實為無題，如《戰城南》《有所思》《上邪》《江南》《平陵東》等樂府民歌。此後，從漢魏古體到唐體，文人或沿用樂府古題，或創樂府新題，所作樂府詩也多呈無題狀。

最早命題作詩的當推屈原，《史記》本傳謂其“故憂愁幽思而作《離騷》。……乃作《懷沙》之賦”，並對“離騷”之題意進行詮釋，足見為騷人原題。漢末建安詩人之詩題始大備，題意也由屈原的隱微趨於顯明。至陶淵明出現了題序合一現象，如《五月旦作和戴主簿》《辛丑歲七月赴假還江陵夜行途中作》《怨詩楚調示龐主簿鄧治中》；謝靈運詩《石門新營所住四面高山回溪石瀨茂林修竹》《入華子岡是麻源第三谷》等，則表現出題注合一的傾向。其後，長題、繁題盛行，梁代任昉《贈郭桐廬出溪口見候餘既未至郭仍進村維舟久之郭生方至》，被沈德潛視為“長題以此種為式”］。唐詩命題在繼承魏晉南北朝傳統的基礎上有所發展。其表現，一是題序、題注合一增多，長題屢見。白居易詩題字數超過詩句者屢見不鮮，如在忠州所作詠木蓮的三首絕句共84字，而詩題竟有107字，不啻一篇散文；一是創作樂府詩時，或“寓意古題，刺美見事”，或“率皆即事名篇，無復倚傍”，將實際無題的古樂府改作有題，且取現實生活為題材，據題作詩。

詩題從無到有，是詩歌由最初的民眾口頭創作發展到文人創作的必然，是文學的進步，而詩題由短到長、由簡到繁，題意的由隱到顯，則是詩歌創作日益通俗化的結果。這種命題傾向有利於詩歌通俗化的同時又有所失，它導致詩歌創作流於淺白，詩旨直露而少含蓄。故富於創造精神的歷代詩人和評論家，大多反對作詩太“著題”，蘇軾以為“賦詩必此詩，定非知詩人”，清代袁枚主性靈，他高度稱讚《詩》三百、《古詩十九首》那樣隨性而作、不受題目拘束的無題詩作，以為“無題之詩，天籟也”、“詩到無題是化工”［8］，王國維謂“詩有題而詩亡，詞有題而詞亡”，雖過於偏激，卻旨在痛責以題自限之弊，鼓勵創造發揮。

李商隱的無題詩在命題上，遠紹先秦，近師樂府，可謂得之精髓，承其神韻，是無題之詩的復歸。當然，二者有不同之處，《詩經》、樂府、古詩的“無題”是詩歌命題形式上的無題，詩意顯易明瞭，而李商隱的“無題”除題目的“空缺”外，更在於詩旨的婉曲不定。這是李商隱無題詩的獨特之處，也是對無題傳統的一大發展。

李商隱以“無題”名詩，施展才情而不拘泥於一題，或寄託己身懷抱不展、遭遇不幸，或描寫男女真摯的愛情和離別、阻隔中執著的相思，意纖語濃，精美含蓄，言短意長。這是他在詩歌創作上不慕“詩必命題”之風，自拔於流俗、以簡馭繁的創造，也是古代詩歌命題道路上，先秦《詩經》、兩漢樂府、古詩“無題”之風的一次餘響。